我国遭遇国际金融危机冲击马上有两年时间了。目前正处在一个岔路口，新老矛盾和问题相互交织，经济走势众说纷纭。形势从来没有这么复杂，看法从来没有这么分歧。
辩论重启
今年以来，我国宏观经济形势整体回升向好的发展势头进一步巩固，经济增速触底反弹强劲，实现了“V”形复苏增长。第一季度统计数据出来之后，大家都很乐观。在2009年GDP增长8.7%的基础上，2010年一季度冲高到11.9%，环比增长1.2%，超过2007年四季度11.7%和2008年一季度10.6%的水平。有人认为我国从此步入新一轮高速增长的通道。
但近一个多月来，在国内房地产调控和欧洲债务危机等影响之下，尤其是5月份统计数据出来之后，许多人又有点悲观了。原来还是言之凿凿的“回升向好”、“开局良好”等判断，现在变得有点不那么理直气壮了。社会上反而出现了“经济下滑”、“二次探底”的声音。
由于2009年经济增长速度是“前低后高”，今年经济增速必然是“前高后低”。但目前最需要警惕的是，因担心经济增长速度下滑，中断今年开始执行的宏观刺激政策退出，而重新启动甚至加大刺激力度。这是目前宏观政策最需要担心的。
我们不要对经济增长速度看得太重。2010年二季度经济数据将在7月上旬统计出来，如果增长数据不太好看，或者到第三季度还继续下滑，就要警惕对经济增长速度下降反应过度，因为继续刺激政策会产生更大的问题。
对于中国当前经济形势以及宏观政策判断，笔者认为，首先需要明确，如果是“二次探底”，这个“底”应该如何定义？现阶段经济潜在增长速度是多少？经济增长速度怎样回归到“常态”？
回归8%不能说成“探底”
概括起来，目前认为趋冷的观点主要依据五组数据：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速减慢、城镇固定资产投资下滑、贸易顺差下降、采购经理人指数（PMI）下降、资产价格走低等。此外，发电用电量、交通运输指标也开始徘徊。
但笔者认为，目前我国经济增长的基础基本稳定。特别是经济领先指标——采购经理人指数（PMI）已连续15个月在正常水平以上运行，尽管5月与4月相比有1.8个百分点的下降，但仍在50％的正常水平之上，显示未来半年经济将呈现增长之势，只不过发展态势较之前更趋平稳。
笔者认为，使用所谓“经济下滑”、“二次探底”来描述下半年的经济走势，有点反应过度，或者说是危言耸听。实际上，在去年二季度7.9%、三季度8.9%的基础上，去年第四季度10.7%、今年第一季度11.9%的GDP增长率，已经是“过高向热”的速度。如果今年第二季度和下半年还延续这样的增长态势，全年经济增长可能超过10%，与现阶段潜在经济增长率相比，将会出现“经济偏热”。
今年正在实施或者即将出台的放缓公共投资，适当拉紧信贷货币政策，加强房地产价格调控，规范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压缩高污染、高耗能和过剩产能，重启人民币汇改进程以及其他宏观调控措施，实际上是对过去一年来经济快速增长、半年来“过高向热”态势的主动调整，而不是“经济下滑”、“二次探底”。
即使下滑，也不是像2008年那样从第一季度10.6%“陡”滑到第四季度的6.8%，而是从第一季度的将近12%“平”滑到8%~10％的潜在增长率。即使探底，所探之底也不是2009年第一季度6.1%以下，而是这么多年我们一直提倡的8％左右。
因此，今年二季度之后的经济增长率，“可能”并且“应该”都低于第一季度。实际上，2003~2007年GDP 10%以上增长并不是“常态”。经济增长速度之“弦”绷得过紧并不是好事，也不叫“又好、又快”增长。只要在由环境、资源等因素制约的8%~10％潜在经济增长率之下，符合追求指标，就不是下滑，不存在探底问题，而是回落趋稳，回归“常态”，回归适度增长。
应继续淡出经济刺激政策
进入2010年，无论口头上怎样说，宏观经济刺激政策实际上正在逐步淡出。面对最近一两个月的情况，又重新出现了继续刺激的声音。目前，我国正处在一个岔路口，政策抉择左右为难。笔者认为，后危机阶段我国宏观调控需要回归中道、中性。当前应该继续实施宏观经济刺激淡出政策，适时、适度地对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作出必要的微调，平稳实现经济刺激政策的调整软着陆和退出衔接。
一要把积极的财政政策逐步改变为“稳健扩张”的财政政策。积极的财政政策不是盲目积极，更不是无限扩张。要从保持可持续性的角度，充实和完善积极的财政政策，从长计议、量力而行、扩张适度，努力做到财政收入来源有持续保证，财政支出有长远效益，尽力实现收支平衡。
二要把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逐步改变为“从紧偏松”货币政策。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不是无度宽松，更不是完全放任。“从紧偏松”的提法，介于“适度宽松”和“从紧”之间，该松可松，该紧必紧。要从抑制通胀预期和防范潜在金融风险的角度，充实和完善当前的货币政策指导思路。
要警惕出现对经济增速下滑反应过度的情况，再度“祭”出经济刺激政策的大旗。要知道，目前我国经济存在的两大系统性风险，都和经济刺激政策的过度扩张有关。这两个系统性风险，一个是银行体系资产质量风险，另一个是地方财政结构性风险。
2008年第四季度新增1.2万亿元贷款，2009年新增贷款达到9.59万亿元，今年前5月又新增4万多亿元。问题在于，从投放结构来看，2009年中长期贷款余额占比急剧上升，其中非金融公司及其他部门中长期贷款新增5万亿元，居民户中长期贷款新增1.7万亿元，分别是2008年的2倍多和4倍多。2010年以来中长期贷款比例继续恶化，这会给银行体系资产质量和银行业流动性带来风险。
在地方债务风险方面，据有关部门调查，2009年许多地方政府通过投融资平台，把基础建设和其他政府活动产生的债务信贷化，目前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公司，有的部门统计有5000多个，有的部门统计有7000多个，还有人根据抽样统计测算已达上万个，银行贷款余额也由1万亿元上升到5万亿元或者7万亿元，甚至10万亿元以上。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70%以上分布在地级市和县。很多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资本金很少，但杠杆率却很高，一级政府往往设立多个政府融资平台，同一个政府融资平台往往有多家银行贷款进入，给地方留下隐性赤字和债务负担，造成财政结构性风险。一旦地方财政出现困难，许多项目难免半途而废，地方政府融资链条面临断裂，这会导致当地经济发展停顿，还会导致银行产生大量呆坏账。
2008年以来经济下滑内因为主
对当前经济形势和政策展望的观察，还要放到2008年这一轮经济下滑的大背景下，否则说不清楚。
有两个问题的答案亟须厘清：一是2007年第三季度以来我国经济出现大幅下滑的主要因素，是以危机冲击的外因为主，还是经济增长模式不可持续的内因为主？二是2008年第四季度启动刺激政策至今，怎样评价应对危机措施的效果，是事倍功半还是事半功倍？
从2008年下半年开始，国际金融危机迅速扩散蔓延，我国经济受到深度冲击。但事实上，这一轮经济增速下滑是从2007年第三季度就开始的，一直延续到2009年第一季度，时间长达7个季度。下滑受到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但不能全部归咎于国际金融危机。
我国经济自2007年第三季度开始的这一轮减速，根本原因在于经济增长模式以及政策应对等内部多种因素的叠加，金融危机的外部冲击并不是主要原因。
所谓“内生性因素为主”，主要体现在三方面：一是经济发展阶段和增长模式问题，虽然多年来一直强调要从外延性增长变成内涵式的增长，但目前经济增长方式还是粗放型的，过分追求增长速度而忽视增长质量。二是经济结构的调整进展缓慢，多年来对调整经济结构强调得不够，政策和措施的力度也不够，更多是在口头上而不是政策措施上。三是国内消费需求不足，逐步下滑。
所谓“多种因素叠加”：一是国际经济金融危机冲击外需下降。二是政策因素，特别是2008年，一系列对企业经营影响重大的政策过分集中出台，如提高环保门槛、人民币汇率升值、“两税合一”税法的变化、大规模取消出口退税、增加用工成本等，在很大程度上加速了当前的经济增速下滑。这些政策因素过分集中、高密度出台，频率、强度、分寸、节奏没有掌握好。三是政策应对问题，2008年宏观调控的任务变动过于频繁，有的地方和部门、有的政策和措施，年初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的苗头重视不够，年底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的影响又反应过度。
实际上，我国经济自2007年第三季度开始的这一轮减速，根源在于长期以来存在的结构性矛盾，比如投资与消费的矛盾、内需与外需的矛盾、发展方式结构性矛盾、区域结构性矛盾、城乡二元结构性矛盾、国民收入结构性矛盾，如果这些结构性矛盾不解决,经济增长速度早晚都会下行。
为了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从2008年第四季度开始，我们果断决定实行以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为主线、以积极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货币政策为主要内容的一揽子计划。在刺激政策的作用之下，迅速扭转和遏制住经济增速7个季度持续下滑的态势。
但也要看到，在应对经济危机冲击时，一些政策和措施有点顾此失彼，有的地方和部门“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甚至头痛医脚、脚痛医头”。一是过分强调保增长，对调结构、促升级重视不够；二是过分强调政府作用，对发挥市场基础作用重视不够；三是过分强调国有或国有控股企业，对民营企业和中小企业重视不够；四是过分强调通过适度宽松货币政策增加流动性，对综合运用多种政策工具重视不够。一揽子计划实施中当然也存在一些不足，这一点我们不应当回避，也回避不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