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更好地抵御下一次金融危机，奥巴马政府提出了全球范围内征收银行税的政策倡议，并希望通过G20财长会议得到各主要经济体的背书。然而，对于美国政府的这一提议，除了欧洲国家加以支持以外，其他国家更多的是表示了或多或少的反对。
银行税的根本目的，是借助对银行收税的方式，提前积攒一笔来自于银行本身的资金，以便在下次危机来临时，政府可以不额外花费纳税人的钱，而是通过动用已征收的银行税来救助处于危险当中的银行。在本次危机中，政府出面收购银行或者给予银行以资金支持是避免市场信心丧失的重要手段。但其同时也引发了激烈的政府道德悖论：政府为何要为银行因自身问题而可能产生的后果买单？更何况，银行业在危机爆发前，给公众留下的是高薪和贪婪的负面印象。尽管美国政府最终还是通过了金融资产纾困方案，但公众对于用纳税人的钱来帮助银行的不满却始终没有消除。
于是，作为金融改革的重要一环，美国政府期望征收银行税，取之于银行，用之于银行。如此一来，既可以积累应对下一场危机的资金，又可以避免国内民众的强烈批评。应该说，这种思路不是没有道理。然而美国政府没有公开说明的是，如果仅仅只对本国银行征收银行税，势必会影响到本国金融业的全球竞争力。其他国家的银行在没有此种税收负担的情况下，相对而言它们将会有更多的资本和美国银行业进行竞争，后者的竞争力将会因此相对削弱。所以，为了确保本国银行不至受到变相的损害，美国政府试图在全球范围内广泛征收银行税，力争所有银行在此一方面处于相同的起跑线上。
美国先是同银行业发达的欧洲国家通气和商量。考虑到自身遭受到金融危机的巨大伤害，甚至这种伤害有甚于美国而至今深陷其中，且政府同样面临纳税人的指责，欧盟因此大体同意征收银行税。基于和美国相同的顾虑，他们也希望美欧之外的经济体能够与其一样，对本国银行征收银行税。
放在以前，假如美欧双方在达成共识的前提下在国际金融领域推进某个重大倡议，这个倡议往往能够获得全球认同。这主要是因为美欧在国际金融领域的巨大影响力，无论这种影响力是通过七国集团或者是通过IMF施加。但是此次，却招致了众多经济体的反对。
之所以反对，最为重要的原因在于其他经济体和美欧有着不同的情况。美欧银行业的经营失误是造成本次金融危机的关键原因之一，它们确实也从本国政府获得了数额不等的资金援助。但在非美欧国家，这种情况并不存在。它们的银行业既没有引发危机，也没有受到本国纳税人的援助。非但如此，它们更像是美欧银行业错误的受害者。不区分此点，而笼统以应对下一次危机为理由征收全球银行税，就好比所谓的医生让没有生病的人陪同真正的病人一起吃药。此药下去，对病人可能有正面作用，但对非病人，却会产生负面效果。主要是基于这种考虑，其他经济体并不认同银行税。
此外，G20作为一种国际金融体系治理的新机制，也为其他经济体反对美欧银行税这一倡议提供了与以往不同的平台。G20本身就是在新形势下为了避免美欧在国际金融领域过于强势而出现的全球合作机制，其主要特点在于代表性有了很大的提升，新兴重要经济体能够借助这一平台较好地维护本国利益。从已有成员国对于银行税的反应来看，新兴经济体已经可以反对美欧的某些政策。
长远而言，银行税在美欧力推之下即使能够真的付诸政策实践，也很可能不会成为全球标准，而是被特定的国家（美国）或地区（欧盟）所实施。事实上，在未来国际金融体系改革进程中，银行税并不是相关各方博弈的一个重点，而只是一个插曲。但银行税的意义在于，以它为分析案例，不难发现国际金融体系在后金融危机时代确实发生了一些重大变化，权力分散和利益多元构成其中的显著特征。美欧必须要花费比以往大得多的气力才能实现它们希望的既定目标。而新兴经济体的问题在于，它们虽然可以否决美欧的建议，但是在提出自身的政策倡议方面仍然需要更多的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