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珠三角，多数工厂员工的工资是由最低工资加上超时工资、奖金以及补贴组成，因此有专家和学者指出，在富士康坠楼事件和后来的本田停工事件扩散开来前，政府最起码能做的是再上调最低工资标准。
这实在是个世界奇观。在世界显赫的大企业，员工想提高工资居然要靠政府提高最低工资标准，而且在中国很少引起公众的惊诧。你如果在发达国家生活一段就知道，这种世界级企业的工资标准，和政府的最低工资标准几乎是八竿子打不着的事情。怎么在中国成了一回事呢？
让我们看看简单的事实。
什么是最低工资呢？从历史上看，最低工资一开始针对的就是血汗工厂。在资本主义原始积累阶段，这种血汗工厂经常通过大量雇佣童工和女工来降低劳动力成本。为保护这些童工和女工的基本权利，才有了最低工资制。如今发达国家的最低工资，也主要是为保护移民、小时工、学生工等等的权利，和一般大企业的工资没有直接关系。比如，在美国的最低工资一小时7.5美元时，三大汽车的工人年薪10万美元以上，不包括福利的净工薪是每小时43.75美元；如果把福利退休金等全加起来，则每小时达到75美元。这后一个数字，整整比最低工资线高了10倍。一个把轮胎装在新车上的工人，一天净挣的工薪为340美元，如果加上福利和退休金，一天则为600美元。
和最低工资线有关的，是那些送外卖、在餐馆刷盘子的人。这些人中，许多是学生。比如，当薪水高得多的全职工作和学业冲突时，他们宁愿干不足10美元一小时的半职，临时补充一下自己的经济能力，日后另谋前途。
另外，就这个最低工资线本身来说，中国也低得出奇。
在美国和日本，最低工资大致是人均GDP的32%，换算成年收入，在美国大致为15000美元，在日本为11000美元。一些西方国家的比例更高。比如，法国的最低工资是人均GDP的51%，大致合17500多美元；澳大利亚也是51%的比例，大致合19000多美元；英国的比例高达61%，大致合22000多美元。另外，比利时（52%）、荷兰（47%）、葡萄牙（42%）、加拿大（41%）、瑞士和西班牙（37%）、奥地利（35%）等，最低工资与人均GDP的比例都比美日要高。
32%的标准，绝对不是个很高的标准。一些亚洲国家和地区，如韩国、中国台湾、菲律宾、越南等等的最低工资，也都超出这一标准。
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09年的数据，按购买力计算，中国的人均GDP为6576美元，将此以32%来换算一下，中国的最低工资线每月合人民币要在1190元左右。可惜，这个水平中国最发达的大都市也很少有达到的。广州市人均GDP在2008年就突破了8万元。如果把最低工资定在人均GDP32%的水平上，则应该是2190元的月薪。可是，查查网上资料，广州的最低工资线在2010年大幅度提高后，也才刚刚突破1000元大关，还不及32%的人均GDP这个标准的一半！
笔者在这里无意要把最低工资线定在人均GDP32%的水平上。展示这些数据的目的无非是想说明两点：第一，中国的最低工资线比起经济发展水平来明显偏低。第二，最低工资线最初就是针对血汗工厂的，现在则主要针对的是学生工、小时工等临时性工作。按照跨国公司的经营管理惯例，大企业的工资标准至少应该是这个最低工资线的数倍。
本田是个很好的例子。一位本田零部件公司员工晒出了工资清单：南海本田I级工资=基本工资(675元)+职能工资（340元）+全勤补贴（100元）+生活补贴（65元）+ 住房补贴（250元）+交通补贴（80元）=1510元，扣除养老保险（132元）、医疗保险（41元）、住房公积金（126元），到手的工资为1211 元。若每月除去房租250元、吃饭300元、电话费100元、日用品100元、工会费5元，每月仅剩456元。
在美国如何呢？有人说，日本在美国的汽车厂家工资也很低，所以竞争力强。其实根本不是事实。日本的汽车公司在美国设厂，工人年薪也在10万美元上下。之所以比美国的竞争对手略低，那是因为日本的厂子后建，躲开了生活费用高的地区，到了便宜低薪的南方建厂。考虑到物价指数因素，其实际工资水平和美国三大汽车不相上下。更何况，日本厂家在经济衰退时，不像美国的同行那样解雇工人，宁愿把不作事的人“养”起来，成为模范雇主，劳动力成本实际上很高。
中国本田工厂一位员工告诉记者，公司一个20多岁的日本支援者曾自称每月工资有5万元人民币，这还不包括令人艳羡的补贴和福利。以部长为例，每月收入可达10万元人民币以上。“日本那边经常会派支援者过来，支援者吃住行全包，每天还有300多美元的补助，相当于普通工人两个月工资。”全加起来，日本工人比中国工人的收入高50倍。可见，本田是怎么对待日本劳工的。这已经不能用两国经济发展的水平来解释。按购买力计算的人均GDP，中国为6567美元，日本为32608美元也就5倍之差。即使用美元面值计算，也就是10倍左右的差距。不管怎么算，两国员工的工薪也无差50倍之理。
这就给我们提出了两个问题：第一，同样的国际著名企业，在国外（不管本国还是其设在发达国家的海外企业）对员工都非常礼遇，乃至在这种企业中就职成为员工的自豪，而一到了中国就开起血汗工厂来？第二，为什么中国社会对这种巨大的反差不仅不震惊，反而视为常例、甚至是自己的“比较优势”？
回答这些问题，仅仅围绕着富士康和本田来就事论事是远远不够的。我们不得不反思多年来中国的主流经济学界对低工资的“比较优势”及“衬衫经济学”的高度认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