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4日~7日，世界上最神秘的精英阶层聚会——彼尔德伯格会议（Bilderberg Conference）在西班牙小城希特格斯（Sitges）举行。这座安静的小城距离巴塞罗那20公里远，一向以同性恋者聚集而著称，现在它迎来了100多位政界、军界、商界、金融界和学术界的世界顶级大佬，整座小城顿时戒备森严。
秘密聚会
英国《卫报》记者查理·斯盖尔顿（Charlie Skelton）在专栏中饶有兴致地描述了他的见闻，他跟其他彼尔德伯格会议的“追踪者”一起绕过盘查，在会议举办地多尔斯旅馆对面架起高倍望远镜，偷偷窥视着会场内的风吹草动。他看到了巴克莱银行董事长Marcus Agius、德意志银行CEO Josef Ackermann、前美国陆军副总司令杰克·基恩将军、奥巴马总统的阿富汗和巴基斯坦事务特使Richard Holbrooke,以及ING集团主席、芬兰财政部部长……与会者背景之复杂、地位之高，任何其他的国际性会议似乎都无法与之相比。
就在一个月前，另一个世界精英集团“三边委员会”刚在爱尔兰首都都柏林举行了年会，来自北美、西欧、亚太地区的政府高官、学术界领袖、跨国公司老总以及世界银行、IMF等国际机构负责人齐聚一堂。在“三边委员会”官方网站上，我们可以查到会议举办的日期是5月7日~9日。几个月后，我们或许还可以花十几美元在美国布鲁金斯研究所买到这次会议的论文集。
然而彼尔德伯格会议却与“三边委员会”截然不同，它的参与者背景更加复杂，也更加神秘。它既没有官方网站，也不发表任何声明，甚至禁止一切新闻媒体拍照或采访。去年《卫报》记者查理·斯盖尔顿在希腊雅典追踪当年的彼尔德伯格会议时，就曾被当地警方逮捕。有时连举办地政府都不知道彼尔德伯格会议的存在。2000年，会议在比利时布鲁塞尔附近的小城Genval举行，当地市长被追踪者们的电话吵醒，惊讶地说：“你们在开玩笑吧，如果荷兰女王和亨利·基辛格来了这里，我怎么可能没接到通知？”
最近两年情况有所改观。《卫报》、《泰晤士报》等媒体开始对彼尔德伯格会议进行有限篇幅的报道，全世界对该神秘会议的关注也与日俱增，这一切应当归功于那些专业彼尔德伯格追踪者的不懈努力。有些追踪者已经研究彼尔德伯格会议长达数十年，拥有独特的情报来源和追踪方法，他们能够提前数天准确报出会议举办的时间和地点，甚至获得部分与会者名单。
谁在聚会
在追踪者获得的名单中，不难看出这个精英俱乐部的构成。据传参加过彼尔德伯格会议的部分重要人物如下：
美国前国务卿亨利·基辛格：从1957年开始，基辛格几乎参加了每一年的彼尔德伯格会议，不过今年没有参加；大通曼哈顿银行前主席大卫·洛克菲勒：作为彼尔德伯格会议所剩不多的元老，比亨利·基辛格的出勤率还高；前美联储主席、现任奥巴马总统经济复苏顾问委员会主席保罗·沃克尔：从1982年开始，沃克尔参加了几乎每一届彼尔德伯格会议；爱尔兰政治家、BP、高盛等多家跨国公司董事彼得·萨瑟兰：萨瑟兰是彼尔德伯格会议组委会成员，参加了1989年之后的历届会议。
在政界，有美国前总统比尔·克林顿（1991）：当时克林顿还未当选总统；英国前首相托尼·布莱尔（1993）：当时还未当选首相；英国前首相戈登·布朗（1991）：当时还未当选首相；美国前国务卿科林·鲍威尔（1997）；美国前国务卿赖斯；美国现任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据传2008年曾与奥巴马一起参加。
在金融和企业界，有美联储主席本·伯南克（2008、2009）；美国财政部长盖特纳（2008、2009）；美国前财政部长、美国经济事务委员会主席萨默斯；世界银行现任行长罗伯特·佐立克：最近几年每场必到；前世界银行行长沃尔芬森：总是与他的老朋友保罗·沃克尔同时出现；戴姆勒·克莱斯勒前CEO Jürgen E. Schrempp：参加了1994年后的历次会议；前巴克莱银行CEO 马丁·泰勒；IBM总裁郭士纳；曾任壳牌石油和诺基亚总裁的Jorma Ollila，等等。
《金融时报》、《经济学人》等专业财经媒体每年都会有1~2名编辑出席，不过从未写出过任何一篇报道。据称，1998年，《经济学人》的幕后老板伊夫林·德·罗斯柴尔德爵士正是在彼尔德伯格会议上邂逅了美丽的女记者琳恩·福瑞斯特，二人后来在美国白宫举行风光大婚。
中国人曾经两次被邀请参加，分别是前博鳌亚洲论坛秘书长龙永图（2004）和中国战略与管理研究会副秘书长张毅（2006）。
追踪者的情报
目前最著名的彼尔德伯格追踪者，当数畅销书《彼尔德伯格集团》作者、俄裔加拿大作家丹尼尔·埃斯图林（Daniel Estulin），以及美国资深记者吉姆·塔克（Jim Tucker）。他们或是收买会场服务人员，或是通过其他更为神秘的内线，经常能得到不少独家信息。这些信息固然缺乏足够的可信度，不过还是可以让我们从中窥见一些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