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其仁 现任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资料图)
中国率先退出刺激政策的理由，一是中国的经济在金融危机的冲击下，已经保证了8％以上的经济增长，既然第一个复苏，当然有理由第一个退出；二是中国的经济刺激也付出了一些代价，主要是大量货币的发放，对物价产生一些不利的影响。
所谓刺激政策，就是政府在短期内用负债、用扩大的货币供应来刺激经济，都是在需求这一侧采取的短期办法。正确的解决办法是让经济回到能够持续增长的可靠基础上来，最重要的是在供给一侧进行结构性的改革。就是要动员更多的人，更积极地刺激市场需求，从事有效的生产，这是经济增长的根本。
短期的刺激政策也许必不可免，但是不能把这个看成是长期经济增长的基础。所以退出和进入要组合。政府的负债、过量的货币供应要退出，坚决有步骤地退出，但是结构性的改革要进入，要加快。
货币像蜂蜜，有一定粘性。货币流到的地方，价格就会涨起来，流不到的地方，价格就不会变化。这个理论可以用来解释去年股市、楼市的大涨。央行大量增加货币供应量一定会改变市场商品的相对价格，未来经济形势的不确定性很大。
由于国内的投资、消费不可能大幅度下降，只要出口继续恢复，2010年中国经济增速将会达到10％甚至10％以上。不过，随着经济的复苏，全球贸易失衡的现象将重现。
在汇率问题上，看似保护我国出口行业的汇率政策，实际上从另一个角度激发了经济过热带来的痛苦。人民币流动过剩使土地、能源、劳动力价格都涨上去了，出口企业照样要承受经济过热带来的代价，而且会像“温水煮青蛙”一样，不知不觉就毫无反抗之力。如果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早一点升上去，很多出口产能就不会过热。
央行“助教”周其仁
28日在上海某论坛上，周其仁担任点评嘉宾，台上发言者有全国政协常委赵启正、重庆市长黄奇帆以及国土资源部总规划师胡存智。
在现场互动环节，观众把第一个问题给了他，回答提问后，周建议观众机会难得，多向三位当政者发问，自己只是助教。
谁料，隔日央行发布公告称，任命周其仁为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樊纲卸任，同时增补夏斌、李稻葵。
尽管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并非决策机构，但其成员对货币政策影响力却不小，至少也是个“助教”。
眼下，外界最关心的货币问题当属汇率与利率。
于人民币汇率问题，夏斌、李稻葵均认为，不能屈从于某种压力而推动升值，但他们都承认，人民币要回归到金融危机之前有管理的浮动汇率机制上。
周其仁在近期内很少谈到汇率问题，他几年前的看法是，人民币缓慢升值会导致热钱不断地流入，导致货币供应加大，给通货膨胀带来压力，因此人民币一次性升值到位比缓慢升值的措施好。
对于货币收紧，周其仁则持肯定态度。在他看来，超发货币能否推动经济增长值得思考，大量投放出来的流动性将持续在整个市场里漫游，集结到不同的产业部门、不同的资产领域、或者不同的商品上，由此带来相对价格较大的波动，货币超发以后只有一个后果——物价上升，看见通胀就晚了。
在很多公开场合，周在回答媒体的提问之后，总是不忘补充一句：“我说的请不要报道。”他更愿意自己的想法以公开演讲或发表专栏的形式表现出来。
周其仁的个人网站叫做“真实世界的经济学”，为了对真实世界更为知解，这位北大教授在寒暑假总是喜欢到各地调研，并且兴趣广泛，从农民问题、土地制度到医改、教改，也会签署保密协议，到公司做调查。
就像周在《真实世界的经济学》序言中所写：我坚决反对过去那种根据脱离实际的分析和粗糙的调查而提出政策建议的倾向。经济学家们经常太容易就未经检验的理论和未经证实的证据取得一致意见了。
都说今年是更复杂的一年，业界也在猜测货币政策的动向，作为能够对最高经济决策施加影响的经济学家，他们需要充分扮演“议员”的角色。
扯得再远点，前段时间一个娱记朋友说：“现在演艺圈青黄不接，有实力的年轻演员太少。”
这个问题在经济学界似乎也同样存在。
中国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专家委员从黄达、吴敬琏、李扬、余永定、樊纲，到现在的周其仁、夏斌和李稻葵联合入会，下一个（批）会是谁？
周其仁：刺激政策必须退出
2009年，中国政府在应对金融危机所出台的一系列经济刺激政策很成功，但周其仁在接受《英才》记者专访时认为，这种成功是有代价的，而现在已经到了政策必须退出，让市场来决策的时候，仅靠短期超发货币扩大赤字是不够的。
刺激政策所带来的经济增长是短期的，2009年广义货币增幅比GDP高了20个百分点，这个我是持批评态度的。原来我们把刺激政策叫积极的财政政策、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可实际执行起来，却远远超过了“适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