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必须承认“货币上瘾”（实体经济对信用规模和资产价格的依赖）已成为一个全球普遍现象，美国在2001年科网泡沫破灭之后，逐步陷入了依靠房地产和金融资产价格膨胀驱动消费扩张的套路，新千年以来美国家庭和公共债务规模扩张了2.1倍，货币基础扩张了3.4倍，信用规模的膨胀（货币扩张）和资产价格上升带来的财富效应，实际上已成为很大一部分经济需求的基础。
回到国内来看，出口需求（国外的信用扩张）是驱动经济扩张的动力之一，尽管20世纪90年代依靠银行信贷搞发展的局面已经发生了根本改变，但地方政府依靠信贷搞基建，房地产依赖透支获得繁荣仍然是基本的经济特征。经济需求对信用规模和资产价格的依赖度似乎也在逐步提高，出现这个趋势的背后原因在于劳动力价格长期偏低，金融体系效率不高，社会福利不完善，产出分配失衡问题由来已久，近几年劳动力工资相对房产等稀缺要素价格大幅下降，使得分配失衡背景下的产能过剩、消费不足问题集中体现，在出口受挫的时候，不得不依赖信用扩张和资产价格财富效应来提振总需求。眼下保增长任务顺利完成，今年前两个季度GDP有望保持在两位数，出口也都可能回升至20-30％的增速区间，一旦二季度物价CPI和PPI指标如预期般回升到3％和5％以上，政策收紧的压力重新加大，依靠货币扩张和资产价格膨胀带来的总量回升能够承受多大力度的收缩，会不会继续陷入一收就死，一放就胀的循环，这都是眼下需要关注的长期问题。依靠单纯的财政、货币总量工具，并不能打破这个古老的循环，为了减少对外需和美元的依赖，避免未来中国经济和美国那样陷入货币上瘾的困局，眼下正是进行深层次社会经济体制改革的良机。我们应利用劳动力总量高峰即将到来的机遇，大力发展劳动密集行业和服务业，提高劳动力工资水平，本着公共产权收益归属全民所有的原则，政府有义务加大居住保障力度，抑制房价攀升，提高劳动力的相对工资水平，运用市场价格杠杆平滑产出分配；其次，完善金融体系对平滑产出分配有着深远影响，完善的金融机制一方面能够抑制低效的信用扩张，减少通胀对中低阶层的财富侵蚀，另一方面，以更低的成本满足更多主体的融资需求，尤其是满足居民、中小企业的融资需求，有利于扩大就业，增强中低阶层发展潜力，促进产出平衡分配；社会主义公有制平滑分配的终极要求在于公共要素收益的公平合理运用，公共部门有抑制自身膨胀速度、降低税收、减少在经济蛋糕中的分配比重，将更多公共资源配置到社会保障和民生福利方面的先天使命。
如果将2009年的总量宽松刺激政策比作西药，而把调结构喻为中医疗养，分配结构和经济结构的调整无疑是一个细微漫长、需要触及深层病灶的过程，不可能是朝暮可为之事。但毫无疑问结构失衡已成为今日种种经济困局的源头，也是限制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瓶颈所在。解决得好，增长的内生动力可以被大大激发，中国经济可以继续维持两位数的高速增长，GDP高增长的同时民生福利也将进一步得到改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