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金融危机期间，为配合经济刺激方案，中国银行界投放了巨额信贷资金。贷款增长率从08年11月份开始放量增长，最新的统计数字显示2009全年新增贷款9.7万亿，为历史最高水平。此波世界金融危机期间的巨额信贷，让人想起亚洲金融危机后，我国于1999-2001出现的大面积银行不良资产。 当时中国最大的银行-工商银行公布的2001年末不良贷款比例高达29.8％。
两次金融危机，是否都将使中国银行界付出代价？
笔者认为此波巨额信贷的最大隐患表现为各级政府的财政风险。历史上，中国银行界信贷资金有地方政府行政干预和政策导向后遗症的顽疾。亚洲金融危机后，这一问题的主要表现为地方政府对银行放贷的各种形式干预。周小川行长曾于2004年6月事后发表评论：‘在20世纪90年代及90年代以前，银行业所形成的大量不良资产，大约有30％来自于各级政府直接的行政命令和行政干预；大约有10％的不良资产来自于地方的行政环境和司法环境；’在中国银行界现已基本完成股份制改造的背景下，此次世界金融危机期间，各级政府干预信贷呈现出隐形化的特征，表现为信贷资金财政化。
首先，此波巨额信贷有50％的中长期品种投向了以交通运输、电力、水利、环境等为代表的基础设施行业。这些项目许多是以各级地方政府支持组建的城市建设公司、开发公司、投资公司等融资平台为放贷对象。08年初，各级地方政府的融资平台负债总计1万亿，到09年年中，猛增至5万亿。从法律关系定义，这些平台和地方财政没有直接关系，属于商业贷款行为，但最终的贷款资金使者却是各级政府，信贷资金被地方财政化。我国担保法规定地方政府不具有贷款担保资格，通过这些平台作为载体，地方政府隐形化地干预了银行信贷。同时，这也将财政风险转嫁为信贷风险，即一旦地方政府财政困难，必然发生融资项目贷款不良，甚至出现倒闭逃废银行债务的情况。
其次，信贷资金的财政化风险还表现在房地产市场和房地产贷款。各种融资平台的最终还款保证是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其中土地出让金占半壁以上。央行日前提高存款准备金率0.5％，房地产市场处于一个非常敏感的时期。一旦楼市出现大幅下跌，会恶化地方政府财政，进一步触发融资平台贷款违约。另外，房地产企业开发项目融资和个人住房消费存在过度依赖于银行信贷的局面。此波经济刺激方案配套的巨额信贷又有20％左右流向以房地产为代表的资产市场。据最近一期的上市银行年报整理的数据显示，工商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的房地产贷款占总贷款额的比例分别是30.68％，35.39％，和42.92％。如果房地产出现大幅下跌，在触发财政风险的同时，势必会再引生大规模的房地产信贷不良。
此波巨额信贷主要有两个风险触发点： 地方政府财政困难和楼市大幅下跌。对第一点，要紧急摸清已经财政化的信贷资金情况。对没有现实法律效益的以财政担保形成的融资项目贷款，需抓紧补充落实第二还款来源。根据历史经验，信贷风险暴露并转换为不良资产大约需3-5年。信贷资金财政化风险仅靠银行自身和单纯金融系统监管的力量难以解除。自危机之后的2010年，各级政府应密切警戒下级政府的财政状况和或有负债。
对第二点，要压制以房地产为代表的资产泡沫，防止楼市大涨大跌。 09年3月开始，热钱加速回流我国并进入以股市、楼市为主的金融市场。中国的楼市即要防止热钱和国内套利资金炒作出现过快上涨的同时又要避免出现大幅下跌的情况。从宏观经济、信贷资金和地方财政多角度出发，楼市理想的状态是稳中有降。
地方政府干预银行信贷始于1955年，其后虽出现过阶段性好转，但仍屡禁不止，表现形式在不同时期呈现出不同特点。在最严重的1998-2002年一度出现过，地方政府默许、纵容甚至协助地方国企搞‘假破产，真逃债’套取国有商业银行信贷资金的情况。在这背后，有深刻的根源。以GDP增长考量地方政府主要领导的组织制度，促使地方政府的投资意愿大于中央政府，调整意愿小于中央政府。中国社会和经济的许多现象根源都在于此。地方政府千方百计获取资金以求项目上马，拉动本地经济增长。分税之后，尚未理顺的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导致地方政府财政负担沉重。同时，为出政绩、出形象、出民意，地方政府又不得不加大基础设施和公益建设。种种压力，促使地方政府不得不将目标瞄准不对其考量的国有商业银行信贷资金。
为渡过亚洲金融危机后的金融低潮期，中国银行界付出了股改、注资等沉重代价。担保法、公司法等一系列法规对地方政府融资行为进行了约束。但在实践中，国有商业银行地方分行在同地方政府支持的地方国企的法律对弈中必然处于劣势。问题解决的关键不在法律法规，而是保证并落实地方政府的还款来源和还款意愿。
据刚刚公布的业内消息，2010年1月中国银行界信贷以惊人的速度增长，尤其在第一周每天的放贷规模达到一千亿元。此波巨额信贷，表现在争夺贷款规模的同时，还表现为对贷款对象的争夺。众多商业银行正在把地方政府扶持的融资项目，视为‘优质项目’而在贷款利率、贷款规模上给予倾斜。因贷给政府背景融资项目利率大多下调，个别银行甚至提出‘以量补价’的贷款理念。
认识不足是最大的风险。以史为鉴，亚洲金融危机后中国银行界的低潮刚远去十年。中国银行界当务之急是需要理清认识、强调风险。已经暴露的问题并不可怕，潜在的风险往往构成危机！
作者于春涛(Tonny Yu)， 风险和投资顾问，留英硕士学历。 1991年参加工作后在中国银行工作11年，期间从事过外汇交易、信贷等工作，并曾外派伦敦中行。2003年至今涉足金融咨询业，历任普华永道风险管理经理、毕博（原毕马威咨询部）资金和风险经理，和创业民营咨询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