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苏宝
以东莞为代表的珠三角经济体在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方面已经走出十分重要的一步，不应该转向或后退，否则，由体制和机制转辙带来的成本和代价会很高，地方优势会丧失。所以，政府在为企业纾困解难之际，必须把握好一种尺度，既保持既定的体制方向又维持经济增长，如果二者不能兼顾，那就守定前者。
在某些人眼里，东莞仿佛成为金融海啸效应下中国第一个倒下的多米诺骨牌，犹如冰岛之于欧洲，韩国之于东亚。说来事出有因，先是讹传数千家港企台企撤离，然后是“合浚”等一群玩具商真的倒闭，接下来是政府兴师动众“救企”。近日，来自网络的“万言书”，进一步将东莞问题向世人摊开来。
“万言书”置疑当下的舆论氛围，认为事情不至于那样严重，即使部分企业倒闭也无损东莞的产业根基；面对市场变化，企业正在积极自救，抱团取暖准备过冬；政府要从快入手，稳定电子产业集群，留住台商。笔者赞同这些基本判断，向来认为，东莞产业是在相对充分的市场竞争环境中成长了近30年的经济生态，经历过数次国际贸易的跌宕起伏，具有强韧的生命力，断然不会在金融危机尚处于“密云不雨”之际就土崩瓦解的。莫非是我们的社会心态过度敏感，风声鹤唳，美国生病，中国竟然吃药。
同国内其他城市和地区相比，东莞发展经济最突出的特点是形成了颇具特色的政企模式。政府在总体上对企业的干预少，企业自在自为，政企之间关系主要是合作与互动而非相互渗透，在资源配置方面，更接近于“市场主导”而非“政府主导”模式。正是这种政府同企业之间存有一定距离的关系，企业与政府相对平等的主体地位，使企业义无反顾地走向市场，走向世界。
政企模式是我国经济体制必须正确处理的关键问题之一，它关系到企业是否真正成为市场主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否完善。应该说，东莞所形成的模式是我国政企关系发展的一种理想状态，较之长三角模式，它更接近市场经济的本性。如果当地政府能够进一步在社会管理方面加强职能，在外部经济、公共物品及公共政策方面提高效率，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不难率先形成中国特色的政府服务企业关系模式。
但在这次，为了应对金融危机，东莞采取了与以往不同的做法，包括财政计划拿出10亿元人民币扶助企业融资，3万政府官员走访企业，准备大举投资基础设施建设，等等。作为危机管理，这些做法应在情理之中，何况全世界“看上去”似乎都在这样做，但上企业之门“嘘寒问暖”和打算直接进行援助则有一种政企关系过于密切之嫌，让我们担心的是：政府会不会在特殊时期，令政企关系特殊化，以一种经济渗透的态势改变既有的政企模式，转向政府主导模式。
我们是从计划经济体制过来的，当然知道政府可以是万能的，为了达到其目的，有各种干预经济的手段可资利用，包括直接参与经济运作，向企业提供资源要素，或命令企业采取行动。这种模式在某些方面或在一定发展阶段是有效率的，但它最终弊大于利，所以改革开放以来，我们要坚定地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轨。
政府主导模式虽然也是摆脱了传统模式的一种新型政企体制，但它只能算是转型的一种过渡形态，最后还要进展到市场主导模式那里去。因为市场经济体制在本质上要求必须在政府与微观经济主体之间划定明确的界限，确定不同的运作领域，政府以其公共利益性，只能是公共政策和公共物品的提供者，是为企业服务的，不再作为对企业进行资源配置的主体，从根本上不能主导经济和操持运作，即使为了调整经济结构，应对经济危机，解决市场失灵或无效率问题，也应恪守在一定的宏观管理层面，采取间接方式调控。事实上，发达国家当前的救市救企，无不是依照市场经济的相应法规在进行，政府在基本职能上没有越雷池一步，筹集再多的资金救市，也主要由市场来配置。
关键还在于，以东莞为代表的珠三角经济体在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方面已经走出十分重要的一步，不应该转向或后退，否则，由体制和机制转辙带来的成本和代价会很高，地方优势会丧失。所以，政府在为企业纾困解难之际，必须把握好一种尺度，既保持既定的体制方向又维持经济增长，如果二者不能兼顾，那就守定前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