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提醒我们思考一个问题，环境建设问题。过去我们讲环境，一般是指空气、土壤、水等自然环境污染，其实还有一种环境，这便是社会环境与人的心理环境。自从在深圳建厂之后，富士康员工人数以每年数万人的速度快速增加。这些员工被招进来后，就像是“被植入了电脑芯片的人”，每天都在接受同一种指令，到固定的地方吃饭、上班、睡觉。在工业化的生产流水线上，每个员工都是不断重复工作的“机器人”，过分的忽视工人的心理感受。因此我们在关注自然环境、生产环境，社会环境的时候，还要重视工人的心理环境，工人不能过没有尊严的生活。“民生”是一个充满人本思想和人文关怀的词语，在社会发展中，它突出了人的位置与人的主体性，在企业更是这样。人不是机器的奴隶，而应是机器的主人。因此，对于企业来说，也要把以人为本，以工人幸福为追求标准，要把以人为本的思想企业化。
政府的协调能力与社会主义本质
主持人：面对这一事件的发生，有的网友直指地方政府唯GDP论的错误和片面的发展观，强调招商引资追求经济的高速增长，却缺乏有效的社会监管与服务。您认为政府在这一事件中应该承担怎样的责任？应该做怎样的弥补呢？
李 锦：要搞市场经济，就必须维护一定的利益差别，但不能听任利益差别无节制扩大，尤其不能任其超出社会所能承受的范围，更不能有悖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价值准则。深圳富士康事件发生之后，国家部门与工作组进厂协调，提高了工资，还有一个劳动时间的解决。努力协调快速发展和转型过程中的社会利益关系，来推动改革不断深化。目前，国家正在进行劳资关系调整，便是这种努力的一部分。
富士康是因为问题暴露不得已而为之，更多的地方也要因此而警醒。由于我国各级政府目前仍习惯于以保证GDP升幅来保持经济的发展，在资方与工人发生矛盾的时候，不少地方政府更多地在不自觉地维护资方的利益，而忽视了工人权益的伸张，这也是这种有缺陷的“中国模式”得以长期存在的深层次原因。因此，要彻底转变经济模式，首先，需要领导转变思维方法。要舍得让这种影响民生的GDP降下来，这是要下大决心的。其次，政府要出面帮助劳方解决工资过低的问题，目前，有多个省份上调了职工工资的最低标准。需要指出的是，一个地区的最低工资标准由于必须考虑到最弱企业的生存，因此，它有时反而给一些刻意盘剥职工利益的企业提供了支持。因此，必须将企业的职工工资法制化，比如制定一部能够在维护资方利益和保护职工权益之间求得平衡的《工资条例》。政府在确定一个地区的最低工资标准的同时，还必须明确职工的工资必须与企业的生产效益挂起钩来。企业效益上涨，GDP上涨，职工工资也要上涨。现在很多文件难以出台，就是因为政府处在经济增长与民生的“两难“抉择。但是，不断发生的一些群体性事件已经证明，如果职工权益得不到保障，将会酝酿更为严重的社会问题。中国经济的发展已经进入一个拐点，以前那种用低廉劳动力来吸引资本的制度安排，不仅造成了职工权益与经济发展的脱节，而且最终影响了社会的公平公正，政府必须出面协调，否则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类似富士康的事情还可能发生在其他地方。第三，政府不仅在协调企业与职工利益关系方面履行职责，在帮助代工企业转变发展方式方面，也应该做好服务工作。若仅靠自身的努力，缺少资源甚至话语权的代工企业很难走好品牌之路，在中国当前的体制下，政府更应该承担起代工企业引路人或合伙人的角色，同舟共济，转型升级。如果有机会能够借助政府政策或资源的力量而出位，代工企业应该抓住机会不要错过，借力升级。
社会要给“富士康”一点关爱
主持人：当前的中国代工模式，尤其是OEM（贴牌生产）给中国企业带来了很多困扰，代工企业发展前景不太好，但是我们不能就此全盘否认这种模式。社会需要以怎样的态度来面对这种经济发展方式呢？
李 锦：在没有掌握品牌设计、市场份额、营销网络的情况下，采用这种模式可以在最短的时间里掌握技术，跟上国际制造业发展的步伐，为中国人提供就业岗位。我们不能因为现在有问题而否定过去曾经取得的成绩。像富士康这种生产方式，虽然我们现在称为是旧的生产方式，但是他的贡献是不可抹煞的。这一种生产方式，在过去30年里，为我们解决了长期困扰的外汇短缺和资本短缺的问题，有助于我国从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转变；有助于我国的市场化和国际化，解决了大规模的就业问题。中国沿海地区经济增长速度这么快，代工企业功不可没。
目前，代工企业处在内外交困之中，他们也有很多难处。在全球代工链条上，代工企业与授权企业之间永远处于不对等的地位，这几乎是国际产业链分工的潜规则。即便是曾经的韩国三星与现在富士康这样的ODM巨无霸，也不敢真正与苹果、戴尔等品牌厂商叫板。他们也是忍辱负重，活得艰难。代工企业长期受制于人，缺乏自主品牌及技术开发能力，注定路途坎坷。在这种状况下，代工企业转型的呼声变得更为响亮。
增产不增收成为近几年中国代工企业最痛苦的生存方式。在家电、电子、轮胎、服装、家具、玩具、制鞋等几十个行业，企业主们看着数量越来越大的订单，利润率却越来越低，甚至出现无利也在“死扛”的严峻局势。
同时代工企业的内部竞争也很残酷。富士康、伟创力、仁宝、比亚迪等巨无霸型的代工企业之间，为生存而相互争夺订单早已不是新鲜事，但这些企业无一例外地都以牺牲自身利益为代价，换取微薄利润的巨额订单。
但国际买家并不关心中国劳工命运问题，这是事实。他们不关心中国劳工是否在良好的、人性化的劳动环境中工作，他们关心的是自己打造的商业规则是否能够把中国的企业牢牢地绑在代工链条上。他们只是在关心中国劳工的名义下剥削着中国的劳工，而中国代工企业在他们的压榨下正走着越来越窄的路。
主持人：您的言外之意是我们应当给代工企业高度的同情，在这时候不能过于指责，为难他们。
李 锦：是的，在国企掌控绝大部分资源和非常充足的资金的情况下，这些代工企业的出路非常艰难。我们不能因为富士康出了一些事，就穷追不舍，我们在弄清缘由后，要给他们以办法，给他们出路，政府也应该给予他们一定的支持，起码从就业角度讲，富士康解决80万农民工就业，这个功劳很大，国有大型企业还没有一个能做到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