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卓舒：惟有真实才能长久

　　如果现在把做成那点事，归纳成漫不经心地轻轻一拨就把地都赚回来了，那是胡吹；一切没有变，被别人夸明知是假的，心里也高兴。我在报社决定辞职的时候，手里那点钱是微乎其微的，五个小凳子是我的床，抱着后脑勺往那一躺看着房顶，哼着“老子要买一块田，可惜手中没有钱”，报社的朋友怕我想不开，时不时地下来看看说：“快有钱了，快有钱了”。由于我把其它工作做得很扎实，对省会的发展的判断、包括经济衰退、宏观调控的判断、房地产具体行业的判断、包括方向选择工作是很扎实的，极其不容易，艰难到白天工作，如果晚上卖唱给二百块钱，我就去卖唱。别人轻轻松松创业我不敢说，我当时创业是极其艰难的。
童年的艰难困苦让我感悟到能活过来就相当不容易，活着就是硬道理，我们能自己把自己养活。父母给了我们生命，但我们要自律、自教、自养，还要劳作，大的带小的，我们活过来了。相对那种艰难，我们现在是自由的。读书给了我们智慧，书中很多人的不可战胜的精神力量，和他们相比较而言，我们这点困难算不了什么，所以坚信自己能挺过来。不知何时养成这样一种信条：天无绝人之路，除非自己放弃。
　　对房地产领域的发展趋势判断一是基于经济学方面的考虑，事物发展是螺旋式的，有高峰期、也有低谷期，房地产是不动产，低谷期就是成本最低的时候，这是对经济规律的一种判断。有人说我成功地利用了反周期理论，如果说一点儿常识没有不可能，因为我编过很多类似的学术著作，这是一种经济手法，但说当时非常明晰的使用了反周期理论，那是胡吹，一半是理性的，一半是感性的。没有周期，没有风险不可能，衰退是正常的，美国周期一般在12年，中国能保持6至8年就算不错的；二是基于哲学上的考虑。世间万物，无生于有，有生于无，无在前也好，有在前也好，总言而之，都是从无到有，有再生出无。实际可以解释为，在任何时候，都有巨大的潜在资源，看你怎么组合，如何构建一个平台，使它发挥出来。因此，我说财富是看出来的。三是从实际操作的技巧来说，有个很简单的道理，整个村子今年种西瓜都赔了，如果你明年还继续做，你肯定会赚。无中生有不仅是观念上的问题，而且具有非常强的可操作性。
　　因为过去的理想目标不能实现，必须转换一种方式，转换这种方式应该说是最后一次机会。我想要实现不从政的从政，我官做不到最大的，可以把企业做到最大；我不可能通过政治抱负回报于社会，但可以通过产生的财富回报社会。在做此选择时，是非常慎重的。我的扎实和吃苦耐劳给了我巨大的帮助。我是一个性格非常矛盾的人，非常宏观，但是如果我仅仅宏观，没有这种极其扎实的工作作风，也不可能获得成功。我想得非常细，我能把几十万平方米小区一个房子里的卫生间，甚至门朝哪开我都能想得非常仔细。如果没有这种细微和扎实，就没有这种成功。总而言之，扎实工作为实现我这种操作方式、操作要点的成功提供了可靠的保证，否则绝对不可能，这种扎实也是理性的表现。
　　自我开始做企业以来，和实业界、商业界、房地产界接触的还不如过去搞新闻工作接触的多。从自己出来做后，和任何一个企业没有任何往来。我也在检讨自己是怎样形成的，一是我从来没有把自己的生活置于这个圈子，从来没有把自己当作老板，当企业家也罢，老板也罢，我觉得自己还是一名学者，还是和一些文化人、学者在一起可以洋洋洒洒地谈论，包括经济界的人。所以和那些人接触的少，除非一年必须参加的会，一般不参加。对于别人，我觉得，一个企业无论大小，它能创业在中国就很了不起。我所期待的社会，是法治社会，在民主法治社会、自由市场经济条件下，第一等人做企业，第二等人做总统。因为企业可以创造财富，经商是要把别人的钱从口袋里掏出来，那么多人想掏别人口袋里的钱，为什么偏偏把钱掏给你？要提供多少优秀的服务？因此，我对所有从事企业的人绝无轻视小看，我觉得他们都很不简单。我从来没有把企业当作人生的一种范式，但确实有一些人，应该说是具有全球典范意义的。如冶金大王、石油大王，如比尔"盖茨等，这些人不在于拥有多少财富，在于他能够创造多少财富，在于能够把财富支付给社会。要想拥有财富，他儿子就能够自然拥有。美国社会一年民间捐款一万亿美元，相当于八万亿人民币，相当于我们GDP总和，民间捐款就相当于我们的产值，很多都是老板捐的，他们内心深处都是崇高的。
　　我们这个社会似是而非的人太多，有的一直在谣传，影响着一代又一代。这几个落后的文人是文人，以天下为己任，先天下之忧而忧的也是文人。谁是中化民族文人的代表？李白、杜甫是文人，曾国藩也是文人，屈原也是文人，只是报国的方式不一样，屈原自杀了，怀着一种小女人心态——君王不喜欢我，我的计谋、报国热情不为君王所采纳，于是自杀；曾国藩在逆境中忍辱负重，修炼自己，那才是真正的男子汉，打掉牙往肚里咽，是近代史上最优秀的文人。哪些是中国文人的主流？恰恰是那些没有社会责任感的，个人好像很洒脱的人、胡骂胡说，可以到处标榜自己，要种地不能种地，要吃苦不能吃苦。关于企业家、经商、老板，也是一种主流，世界上最难的事情莫过于把别人的钱拿到自己的手上，除非抢银行。真正意义上的商人，是一种宗教，是一种爱。达仁堂、乐仁堂、济仁堂、同仁堂，这些百年老店，没有一个是靠包装的，一旦天下有乱，像非典，立刻熬上草药，救济灾民，这才能几代人不衰。我们都去过平遥，平遥那儿有一个平原县，没有什么特殊的物产，又非交通要塞，但是从今天的文化遗产可以推断当年的繁荣。假如当时不尽最大可能实现一种法治，不诚信代人，谁敢到那里去典当、压镖？百年老练的真正的成功商人，都是内心修炼自己，都是德字当头。企业家也好，老板也好，爱惜每一分钱。我们公司没有一个人敢把信封写一遍就扔掉，那我比葛朗台还葛朗台，这是深知财富来之不易，这没有过错。
　商人必须是现实主义者，而我又是个理想主义者。作为董事长，钱是我的，当然在一定范围内可以适度支配；作为总裁，我的职业道德必须一丝不苟。我的浪漫、激情和理想主义与商人实业家的现实理性也存在矛盾。直到现在，我还把很大的热情用在办学，用在慈善事业、研究学问和一些大型活动上，它本身不能带来财富，不能带来商业机会。我从来没有想过通过这种行为给企业带来利润，把它作为教化我们的灵魂，作为一种原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