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卓舒：惟有真实才能长久

我对自己的评价最好是真实。我喜欢真实。我们在这里谈，可以侃侃而谈，也可以儒雅的谈，还可以更深层、更专业、学术的谈。但这只是我的一面，回到现实生活当中，我们单位没有我不训斥的人，但大家都知道我的内心是善良正直的，情感是高贵的。除了工作上我六亲不认，此外我是最好相处的人。我也和别人一样，别人所喜欢的我也喜欢。我喜欢真实，人就是人，我觉得，我身上和所有人一样，有着很多人固有的缺点，但是我问心无愧，我自强不息，知道惭愧不安，稍做了有愧良心的事，就会反醒自己，会发自内心的不安和惭愧感。此外我不停地自新，不停地学习，就是到今天这样，每天也不停的阅读，思考自己。所以我希望是真实的，惟有真实的东西才是长久的，才是永恒。
　　小时候家境贫难，不停地逃学，但家里有一个特殊的条件就是书特别多，当我字还认不全的时候就读了很多书。一是接受书的熏陶；二是父母是知识分子；在大兴安岭同学和同事被打成右派的有很多是一代精英，非常优秀，到家里去，讲一些历史上的杨家将、岳家军等，令人荡气回肠。所以，在我还是孩童时，听了就热血沸腾，从小就有一种非常鲜明的善恶感，一种英雄感，一种追求。
　　当时看到的经典的书，特别是中华民族比较传统的，大多数是精忠报国的，杨家将、岳家军等，这是典型；还有一般的清官廉吏治天下。虽然说很难像成人那样读懂，但是，一种激情、一种影响、一生的情感在孩儿时期得到启蒙，这一点是任何学校给不了的，是至关重要的社会环境之一。童年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一生。由于这种特殊的家庭经历，特殊的童年，给了我一生用不完的财富，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我们从骨子里是高傲的。可以随俗，但内心是高贵的，骨子里是高傲的，我们不做任何有悖良心的事，因此，在决定自己行为的时，良心、良知、高贵情感支配自己的一生。二是艰难困苦。如果没有这种艰难困苦的经历，仅靠一般的读书和教育是达不到的。在我的印象中，没有什么事情不可战胜，除非死亡。小时候所有的艰难我都经历过，乞讨、苦力、打柴、喂猪，所有的家务活我都做过。为了生活，磨炼自己的意志。三是奋斗追求永不停息。劳碌命在童年时期已经形成，劳动对人的一生非常重要。我们通常讲，大人物做大事不拘细节，那是在原则问题上。在宏观上，我们也曾经讲，诸葛亮做什么都事必躬亲，但从另一个方面说是鞠躬尽瘁，一方面是宏观要到位，没有黑洞，细微之处要极其细微，极其细微比较耗尽心血，特别是曾国蕃，他在一些细微的小事上耗尽心血，如夫人探亲，过淮河，带多少钱？吃谁的饭？
　　在现代人当中，往往有两种类型，一种人是面对困难坚强不屈，解决困难；另一种人是既然我处于这种压抑的环境，可能对社会产生不满，而且在生活中屡见不鲜。同样是一种贫寒和艰难，有的人把这种过错归于社会，然后报复社会，逐渐走入阴暗的心理，毁掉几代人，社会有社会的责任。我始终认为，不论到任何时候，个人都应该承担属于个人的那部分责任，把一切过错归于社会，本身也是一种不公道。
　　我的童年极其艰难，在艰难中别人给予过我们帮助，给予过我们温暖，给予过关爱，所以，反差特别强，刻骨铭心，终身不忘。我们家每年在供祖宗时，包括给恩人磕上几个头。我父亲被打成右派后，后来打得太多了，全国一共也没有几十万知识分子，于是提出甄别，就是清理一下，把打错的挑出来，就像现在的平反，其实根本就不可能。我母亲抱着一线希望，领我到了省城哈尔滨，到哈尔滨后，奔波了几天，身上的钱花完了，东北当时很冷，吃饭找最简陋的饭馆，吃高粱米。我母亲领着我走了一个店又一个店，最后来到一个地窖子，屋里两张桌，我母亲买了两碗东北的高粱米，在我们之前，屋里还有一个年轻人，端菜的地方，放了一盘肉，一个二十多岁的叔叔，端一碗米饭，我正隔着桌子看这盘肉，母亲出于自尊，用身体挡着我不让我看，那位叔叔转身的时候正好看到这一幕，他以最快的速度把米饭和白菜吃完，把肉给了我。在今天看来，能买上几十列火车的也只不过花一点钱，在当年，这一盘肉，它的价值不只是一餐饭的问题。和所有人一样，我们期盼别人关怀，但在那时很少得到帮助，一经得到，有巨大的超过物质本身的作用。我曾说过，付出，因为我付出，所以我快乐。我的儿子在国外留学，逢年过节我们寄一些东西，他都分给大家；多做，尽可能多关怀大家，学会在付出中找出一种愉悦，这种价值观对你的一生都是快乐和幸福的。人生不如意十之七八，如果你能把不断的付出，把做出牺牲当作一种最大的价值观念，很多不幸、灾难性的东西都可以战胜。童年的这些经历给予我高贵的情感，起着书本不可替代的作用，而这种高贵的情感也在激励着我，只要有一口气在，有一线希望，我都不会停留，都会拼命工作。
　　在童年和少年时期，这种心理非常强烈，因为我的父母本身非常正直和善良，和其交往的人也是，我们受到别人的关怀，同时我们也希望能帮助别人，尽管当时没有太多的能力帮助别人，但是有这样一种生活目标，价值标准；我非常看重这些，而不是做企业的三十六计等，那些只不过是招数，我更渴求的是道，这是根本。
　　长时间以来我追求的是自己理想的模式。几千年来追求的成功的模式：读书、做官、为天下。这在少年时就已经比较明晰，青年时非常强烈，想做官，做很大的官。能够治天下，这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最远大抱负，不为良相便为良民，做良相，做很大的官，造福于百姓，写天下不朽的文章，性格悲剧也恰恰表现在这里：一方面有这样一种内心涌动，在不停的冲动下努力；另一方面，在非法治社会，在政治体制不完全现代的环境下，有许多不确定的因素，不一定最适合做官的做官，也不一定是不应该做官的做不了官。一方面想从政，从政不外乎获得权利和使用权，又不肯去随俗获得权利，这种梦随着四十岁过后，感觉到非常渺茫，当然，如果适时调整自己，做官也可以做上去，有机会做，但真正从政，很大的官和崇高目标是两回事，何况在当时的情况下，没有做大官的手段，所以放弃了原有的想法。在外人看来，我很潇洒，到处讲学，往来的是大的学者。不管多大的学者在，只要有我在，书的主编肯定是我，我可以不停地讲，把十几万字的大纲硬是讲出来，很多人觉得这不错，但是内心的煎熬，只有自己才能知道，所以，我想换一种方式来实现。
　　从想从政到办企业应该说跨越非常大，也是一种无可奈何的选择。如果从政，理想是那样的遥远，如果不从政，又不甘心这一生就此荒废。不从政，经商？我向来不喜欢经商，我喜欢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意气风发，喜欢激情，大建设，大开发，所以也是没有办法，选择了房地产。当我人生第一目标无法实现，我确定了三条：一是办一个中国真正的、一流的、现代的可能一百年不衰的大型企业，现在看根基已经牢牢地扎起来。二是办一所能被国际所承认的、学生确实负有天下责任感的大学。三是当企业办到了一定程度，办慈善机构。现在我们已经捐了几千万，使几十万孩子返回学校；我的目标去年在人民大会堂已经讲过，看看能不能通过我们的努力，把一百万失学孩子送回学校，如果能做到，也没有白办企业。做企业就像战争，有的人父子三代，死了几百万人，也没有打下江山，有的人不用一兵一卒，江山也能到手，如赵匡胤。和战争一样，兵多未必赢，兵少未必打败仗。钱只是作为企业再生财富的资源之一，不是最主要的，当钱占的比例越大，其它资源发挥作用越少，包括智慧，钱占的比例越小，其它资源发挥作用越大，也包括智慧。投资好比一瓢水，就像农村的机井，停了一夜，变成真空，舀一瓢水倒进去，压一下，水就可以源源不断的出来，投资就好比这瓢水，关键是能不能看好井。如果这井底下是个黑洞，把海水灌进去也不行；如果水正在不停地往外流，这瓢水就是暴殄天物。我们很多人都是看哪个行业热了就往哪个行业里投，当你看见哪个行业赚大钱时，这个行业就已经走下坡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