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都周刊：我觉得你被左派围攻比较多。
潘石屹：左派围攻我是比较正常的，他们还围攻茅于轼(微博)呢。我对茅于轼太了解了，80多岁的老头，天天挤公交、坐地铁，有一点钱就去救济做好事去了，去办学校，完全是贴钱。现在连任志强都受他影响，吃饭不用餐巾纸，拿着布，吃完饭把嘴擦了，回去洗干净晾一晾，第二天又拿着用，为了环保。而且茅于轼的品德，高尚得我根本都不能这样看他(平视状)，我需要这样看(仰视状)才能够看到。
茅于轼已经把个人的享受、个人的荣誉都放在一边去了，在他心中就连别人骂他都是淡淡的，都不重要，他真是一心一意为了社会的进步。我们出了一点钱，成立扶贫基金会，办农民学校，吴敬琏、茅于轼、我、任志强还有汤敏，我们几个都是理事。每次开理事会的时候，任志强这个意见那个意见的，你看茅于轼、吴敬琏，80多岁的老人了，说举手就举得直直的，等人家数完了才放下，对待事情的认真程度真不是我们能比得了的。但就这样，这些人居然还去攻击茅于轼……
南都周刊：现在网络上也有人叫你“潘仁美”……
潘石屹：这没有什么，可能他总觉得商人你有钱，能够引起公愤来。前一阵子还有人说我跟任志强侵吞了50亿的国有资产，又转移到国外去了。他们天天跟你嚷嚷，天天说潘石屹你告我去。我就给他们举个例子，《水浒传》里有一个杨志买刀，就是杨志拿着刀说你看这刀多么锋利，我的头发放在上面一吹就断了，结果出来一个二癞子说，你这个刀不行，你能把我的头砍下来，你这个刀才厉害。这个二癞子低着头说你来砍我的头，周围的人都起哄，越起哄杨志越生气，结果拿着刀把他的头砍下来了，成了杀人犯，怎么办呢?上梁山吧。所以，一些毛左就是二癞子，你的刀厉害，那你来砍砍我的头，天天让我起诉去。所以我不招理他们，如果一生气，拿着刀砍下头来，现在连个梁山都找不着，你说我到哪上梁山啊。
南都周刊：那别人围攻你到什么程度，什么底线，你觉得你就应该反击了?
潘石屹：这个没有底线。网上已经有人告SOHO中国是非法的了。说在中国，SOHO是英文字母，工商局注册为什么叫SOHO中国?不能叫SOHO，叫SOHO是违法的。工商局给我们批这个东西，是有法律依据的，没有任何问题。
南都周刊：你现在的性格各方面，跟当年包括小时候，最大的变化是什么?
潘石屹：这个问题经常有很多媒体记者问，其实就是你眼中的自己是什么样子的。
有一次我看了尼采写的一篇文章，他把人的一生分成三个状态。人在幼年的时候，无论是生活还是思想上，都像一个骆驼，就是别人牵着你朝什么地方走，你就乖乖朝着那个地方走。在20岁之前，我觉得我的状态就像一个骆驼，别人说怎么做我就怎么做，方向感、自我意识都非常弱。有时候人家问我，你小时候的伟大理想是什么，我都觉得说出来不好意思—我就想做个厨师，闻到厨房的味道就觉得香。
尼采说第二个阶段的状态是成长到一定程度，你的自我发展起来了，很想成为一个“狮子”、万兽之王。这个其实就是想成功，想出人头地。这个状态我最强烈的时候是24、25岁，那时我希望与普通人不一样，一定要强大。
第三个阶段就是我最近十年时间的状态，其实是个婴儿状态，就是看到所有的东西都是很喜悦的，周围的东西都是很圆润的，没有一丝我比你高一点又怎么地，赚钱多一点又怎么地的想法。我也觉得人最后的回归，就是走过这个过程之后的婴儿状态。
无情的跑道
2010-7-20 06:12
今天跑步10.8公里。小时候，妈妈说，
等我病好了，能下床了，
我带你去马跑泉(镇)玩一趟。
可惜妈妈的病到去世一直没有好，
多想妈妈能下地走路。现在我能在世界各地跑，
仿佛我的腿就是妈妈的腿了。
气温即使显示只有28摄氏度，太阳却散发出灼热的能量，空气又厚又重，甘肃农业大学校门前柏油马路也仿佛铺上了一层白色的亮光。
10：00，行进在路上的潘石屹满脸通红，步履越发缓慢，大概是出了汗的缘故，白色帽子软塌塌地趴在头顶，手臂也像是失去了生气一样无力地摆动，嘴微微张开，那是身体机能达到极限的某种象征。1560米的高原海拔，会让长跑者心脏加速呼吸紧张，即使是手机里下载的音乐，恩雅天籁般的嗓音也不足以稀释缺氧的痛苦。一切的迹象都表明，剩下的10公里将是漫长而艰巨的考验。
这段路对于潘石屹来说似乎太长了。
2012年的8月16日SOHO中国(00410.hk)在香港召开了2012年中期业绩发布会，宣布公司将“从散售转向持有”的大转型。
这也是潘石屹的SOHO中国1995年创立以来的第三次重大改变。在过去多年中，人们提及中国房地产必然会提及潘石屹和他的SOHO中国。这个从西北农村走出来的企业家，完全没有任何闭关自守的意味——从住宅转向商业地产，到港交所上市，从北京第一个有颜色的房产项目到长城脚下公社，从散售再到持有，他似乎很愿意选择一条看上去漫长，而且充满变数的道路。
某种程度上，他担任代言人的兰州马拉松长跑比赛也是如此。此时时针已经指向10：00，再过30分钟，尚未跑到折返点的选手就会被强制解散，参加马拉松长跑的大多数选手都已经完成一半的路程，警戒线两边观众的加油声也由高亢转为稀稀拉拉，50岁的潘石屹能跑到终点吗?
1972年的某天，日头正烈，三个胸前挂着木牌的人被鱼贯押上台，牌子上写着各自的名字，并打上一个红色大叉。和其他学校的批斗会不同，这次潘集寨小学的三个批斗对象都是10岁左右的小学生。
被批斗的这三个学生中，一个是为了要创意，叫出“毛泽东是最绿最绿的绿太阳”的潘石屹的远房堂叔潘家林，一个是因为和同学打架咬得对方鸡鸡出血的李亚洲，还有一个是在旁边的庙里写了“打倒班主任”和“打倒毛泽东”标语的吴拜堂。
他们都被定性为“反革命”，在学校天天被批斗。因为个头瘦小，脖子上挂着的“打倒现行反革命”的牌子很重，系着牌子的细麻绳很快就勒进肉里，红肿起来。“其中两个小孩惨叫得像杀猪一样。”潘石屹回忆说。在此之前，他已经因为爷爷的成分问题而遭受歧视，他不想从人群中脱颖而出，“在那个年代，只有普通才能活下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