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受访工人气愤地对调查组说，“工厂每月罚工人的钱，都可以赚几十万了。”调查组成员朱家昌和叶楚茵通过种种办法，找到了玖龙纸业人事部的电脑罚款记录，里面记录的罚款行为，光在工厂司机中就有三分之一曾被罚款。
对于企业内部规章的制定，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姜颖教授曾指出，关系职工切身利益的规章制定，劳动合同法中也作出了规定。内容上，不能只从用人单位的利益出发，制定超出职工承受能力的惩罚制度。程序上，必须同职工大会、工会组织协商，民主制定。而当调查员问及玖龙员工其工厂的工会情况时，他得到的答案是：“工会没听说过，都是老大说了算，你有意见就走人吧。”
呼吁投资者施压玖龙纸业
在完成了《2008年首季香港上市企业内地血汗工厂报告》后，SACOM会同其他劳工团体随即发表声明，要求港商遵守劳动合同法及其他劳动法规，承担企业社会责任。
声明中要求玖龙纸业立即公布工伤事故详情，改善其安全健康条件，停止对工人无理罚款。要求玖龙纸业立即停止将不符合“临时性、辅助性”这两个条件的原料部辅助工人外判给劳务派遣公司，并依法与工人签署劳动合同。
丘梓蕙还要求玖龙纸业集团主席张茵立即引咎辞去“全国政协委员”职务。
同时，SACOM向玖龙纸业的主要投资人富达投资、汇丰资产管理、摩根大通等机构和个人发出呼吁，以抛出和拒绝购买玖龙纸业股票等方法，向该企业施压，直至工人工作条件得到改善。李兆基、郑裕彤等香港工商界知名人士，均为玖龙纸业投资人。玖龙纸业的重要客户，如耐克、可口可乐、索尼等，也应承担企业社会责任，立即向玖龙纸业施压，以改善其劳动条件。
4月14日，SACOM组织成员来到玖龙纸业位于湾仔新鸿基中心的办公室抗议，但却吃到了闭门羹。
玖龙公司的公关公司皓天公司一职员告知抗议者，玖龙公司主席张茵以及所有高管均“不在香港，也不在内地，不可能就报告作出回应”。
在与写字楼保安经过一个多小时的僵持过后，SACOM抗议者获准来到玖龙公司31层的办公室，向该公司宣读声明和请愿信。玖龙公司一“王”姓职员出面接信，但拒绝透露何时作出回应。
文中还称参与罢工的职工“约有数百人”，并称经过对临时工人的解释，事件已得到圆满解决。罢工事件看似风波已平。
然而，2008年3月，一拨香港大学生悄悄“潜入”东莞。他们正是SACOM组织的调查员，他们的暗访目标就是玖龙纸业。
“我们就躲在工厂外面，看到有工人出来吃饭或是散工，就把他拉到一边偷偷问他。”调查组成员，来自香港浸会大学的周澄告诉记者。
果然，他们从工人嘴中得到了另一种“真相”：
有工人告诉他们，事件的起因不是谣言，而是确凿的事实。玖龙纸业东莞基地原料部的临时工2007年9月被无理减薪200元，10月被减500元。11月份开始，工厂要求“临时工”与劳务公司签订劳务派遣合同。可是，合同上表明工资却只有960元，比正式工人签合同的1500元、1700元少了四成。这些不合理的规定，导致了玖龙工人的罢工。
而且，参与罢工的人数也不是玖龙纸业所说的几百人，而是“2000人”。相隔不久，玖龙太仓工厂也爆发了几百名工人参与的罢工。
多数受访工人估计，玖龙纸业公司此举，是因为劳动合同法即将实施，工厂想将大部分工人转为“劳务派遣工”，以减少劳动合同法对公司用工的限制，“于是便以每月大幅减薪及降职的方法，迫使我们自己辞职———连辞退的赔偿费也可省掉。”
今年全国“两会”期间，作为全国政协委员参会的玖龙纸业董事长张茵的提案要求撤销劳动合同法中关于“无固定期限合同”的条文，更曾对媒体表示，“法律过于保护劳工的话，企业就很难运作”。一时间，舆论哗然。
“辅助工”遭受歧视待遇
罢工发生后，玖龙纸业原料部的新聘员工都成为了“南方人才市场”和“广州
红海人力资源公司”的劳务派遣工。在工厂内部，他们被称为“辅助工”。
梁长林是玖龙纸业的一名“辅助工”，2007年全年，他只在“春节”放了两天假，全年工作363天。
他对调查人员说，“管理人员说工资计算是保密的，我进厂的时候，就只听别人讲，男工大约就是1600左右。女工比男工要少一点，大概在1300元到1500元。也没有工资条，不知道自己每个月的工资是怎么算出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