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案件办成铁案”，也是郴州市公安局唐国栋局长的要求。在《法人》记者采访时，他又一次表达了这种想法。
2009年12月7日，在苏仙区政法委组织研究该案，决定由苏仙区公安分局组织力量进行调查。之后，该局抽调纪检、法制及苏仙派出所民警，由副局长胡成春牵头进行调查。12月16日，该局写出“调查情况汇报”，认定段小郴、蔡由聪的行为是“等侯”、“守侯”，“情节显著轻微，不构成犯罪”。“汇报”说：“第一在案件起因上，此案是由朱跃初与鑫达公司之间债务纠纷引起，鑫达公司安排其本公司员工在朱跃初家门口守候朱的行为，其主观目的是为了找到朱跃初，促使其与鑫达公司履行合同尽快还款；第二在客观上，鑫达公司员工段小郴、黄由聪实施的只是守候、跟踪的行为，没有其他如捆绑、暴力等情节严重的拘禁行为，实际上朱跃初在自己家中和出门仍然是自由的。第三本案也没有造成严重的后果，最终双方还是通过协商处理好了债务纠纷”。最后，“汇报”拿出的处理意见是：段小郴、蔡由聪有擅自进入他人住宅、干扰他人正常生活秩序的行为，其行为已构成违反治安管理的违法行为，理应受到治安处罚。
《法人》记者在郴州公安部门采访时还听到关于此案的多种说法，但不管哪一种说法，其中都没有李催春的任何事情。一提到这里，朱跃初气愤得嘴唇都打了哆嗦。他质问道：“没有李催春的指使，能有非法逼债吗？李催春逍遥法外法理不容！如果在雇凶杀人案中只抓杀手、不抓后台的雇凶者，行吗？”
法院认可高利贷，受害人不知司法机关到底在保护谁的利益？
债务纠纷，还得靠人民法院解决。很快，鑫达向法院诉讼了。
那么，苏仙区法院在审理这起纠纷中，又表现如何呢？
今年6月17日，法院作出了一审判决。对判决结果以及审理过程，朱跃初表示了极大的不满。
法院在审理中，已经发现息费过高。其中，不仅有高于同期银行利息的4倍的高利贷，还有“复利”问题，这都是国家法律禁止的。在判决书中，也明确认定，“请求判令朱跃初支付其息费562582.9元过高，应予以核减”。然而，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判决结果是核减了11元钱！朱愤怒地说：“这简直戏弄。只是不知是戏弄法律还是戏弄我朱跃初！”
如果以上问题还算枝节细未的话，以下问题可不小。
典当行起诉后，要求保全朱跃初的财产。为此，它提供什么做担保？让人想不到的是，提供的竟然是一份商品房买卖合同！从这份合同看，鑫达典当公司在“郴州达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一次性购买了12套房子，面积达1086平方米，价格为人民币260万元。
有法律常识的人都知道，这种东西不能做担保。因为，购房合同是可以撤销的；在我国有些城市，个别楼盘的撤销率甚至超过100%。按规定，要用房产担保，必须提供房产证。
即使退一万步，国家法律修改了，允许用购房合同担保了，那么，鑫达提供的这份购房合同是真实的吗？在审理时，朱跃初及其辩护人多次提出一个又一个异议，要求法庭调查。对此，鑫达典当方不置一词，法庭方面也置之不理。
还有，在这起诉讼中，需要保全朱跃初的财产吗？
按原告典当行的算法，朱跃初共欠当金本息136.25829万元，而此时，朱位于市区繁华地段1235.5平方米的房产做了抵押，并办理了他项权证。这笔房产，虽然抵押时没有做出评估，但即使按每平方米两千元计算，其价值也大大高出朱跃初的欠款数。
那么，法院又保全了朱跃初的什么财产呢？是他控股矿山（占70%股份）的工商登记。前面说过，朱急于摆脱高利贷困局，矿山转让正在进行之中；营业执照被冻结，矿山转让陡然增加了变数。
为了保证转让的顺利进行，朱跃初提供了在矿山买主郴州藏龙矿业有限公司那里的139万元转让款，作为保全财产。2010年1月8日，法院裁定解除了对矿山工商登记的冻结。
2010年1月12日，法院第一次开庭时曾组织双方进行过调解。朱跃初同意于15日前将100万元汇到苏仙区法院帐户，做履约款。第二天，朱跃初就履约了。但不知为什么，这一重要的事实，在判决书中没有任何体现。
朱跃初提出的一个个问题，都需要向苏仙区法院核实。《法人》记者打心眼里希望，朱跃初及律师提出的所有疑问，都是杯弓蛇影，在法院那里都能得到说得过去的解释。
值得一提的是在苏仙法院的采访过程。8月24日，《法人》记者来到苏仙区法院，在民二庭找到该案的审判长、民二庭副庭长黄孝勇。黄当即表示，要采访他，必须带上有效证件、介绍信，并经院里的批准。记者证由国家新闻出版署核发，其纸张与国家印钞纸相当，高度防伪；而介绍信为普通纸张印制，容易伪造。持真记者证而伪造介绍信进行采访的现象，闻所未闻。在《法人》记者的采访中，多数受访单位都只核对记者证。为了满足黄副庭长的要求，《法人》记者立即与北京联系，费尽心思，终于在第二天解决了介绍信问题。
8月25日，《法人》记者如约来到苏仙区法院。该院把记者证查了又查，看了又看，办公室领导竟然查看了两遍。看他们如此认真，《法人》记者窃喜，以为他们肯定是要接受采访了；如果不准备接受采访，一般没有人会费这个心思。谁想，看完之后，该院给予的答复却是：采访个案，必须经过案件经办人、办案部门、主管领导和办公室的批准；因为判决后当事人上诉了，尚未发生法律效力，报道此案会影响二审的公正，所以不接受采访。
至此，《法人》记者心中的疑团开始变得越来越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