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企陷入债务泥淖 疑似典当行设局

一家民企与典当行之间的经济纠纷，以及他们不断举报的“非法拘禁”，并非什么大案要案。然而，这起案件却考量着一个地区的执法水准和司法环境。而关于典当行的高利贷经营模式和游走于法律边缘的讨债方式，对政府的监管部门则无疑是一个警醒

文 本刊记者 袁成本

坐在《法人》记者面前的朱跃初，始终是一副惊魂未定的样子。

这位曾经的郴州市工商联常委，在当地一度赫赫有名的企业家，看上去已经完全失去了昔日的风采。这一切缘于一年以前那段可怕经历——因欠下当地典当行一笔按“补充协议”尚不到期的高利息借款，朱跃初被拘禁在自己家里长达二百多个小时。期间，他被看管起来，不准走出卧室。吃的饭、喝的水，要靠亲朋好友通过窗户吊进；大小便只能拉在塑料袋里，系好后放在屋里的垃圾桶内。

正是经历的这场噩梦让朱跃初选择了上访。这一年来，朱跃初几乎放弃了大部分生意，不断的上访，不断地陷入司法诉讼当中，并且不断的追问：典当行这样的运作模式与黑恶势力有什么区别？政府相关部门为什么袖手旁观？典当业还有多少比这更黑的内幕？

民企陷入债务泥淖，疑似典当行设局

朱跃初，今年53岁，原是郴州市第四建筑公司职工，后成为当地第一代民营企业家。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身家即达千万之巨。当时，为了拉朱跃初的存款，各银行使出浑身解数接近他。当他与典当行首次打交道的时候，他尚拥有一座价值两千多万元的矿山，一栋高十层、面积一万多平方米的大楼；该楼地处郴州市繁华地带，距著名风景区苏仙岭入口不足二百米，距“天下第十八福地”牌坊仅百米之遥。仅该楼第一、二层商铺的租金，一年就达四五十万元。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经济势力不俗的民营企业家，却掉到了典当行高利贷的陷阱里。如今，他的资产已大幅度缩水。他心仪的那座铅锌锡多矿种矿山，以及他自建的商住楼一、二层店铺的大部分，都已易主。更令他痛苦的是健康状况的恶化。用朱跃初自己的话说，人身上大多数的疾病，像脑出血、糠尿病、痛风等等，在他身上都能找到。目前，他的眼睛基本上看不清楚印刷品的文字，也看不清手机上的信息。

朱跃初首次与典当行打交道，是2007年7月。

自从介入矿山开发以后，朱跃初遇到了一系列难事。先是矿区遭遇洪水，部分设施被淹；后来是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有色金属价格大幅度下跌。为了提高矿产品的附加值，他决定上一个选矿厂，需要数百万元资金。

一开始，朱跃初想到的自然是国有银行。2006年，他以价值500万元的房产作抵押，欲向中国银行郴州支行贷款500万元，并很快获得了150万元的信贷支持。然而，由于银行人事调动等种种原因，后续贷款迟迟没有下文。

就在这时，朱跃初遇到了老熟人李催春。早在九十年代初期，朱通过自己的同学与之相识，当时，他是郴州市苏仙区农业银行行长。而此时，李催春已买断工龄下海创业，开办了“鑫达典当有限责任公司”。他当即向朱跃初推荐自己的业务，并称利息比别家典当行都要优惠些。既是老熟人、老同学的朋友，又当过银行行长，朱跃初对之自然多了几份信任。他想，利息虽然太高，但反正期限不长，早早把选矿厂搞起来，什么都有了。

2007年7月17日，朱跃初与鑫达典当公司签订了“借款合同”，借款数额为80万元。

按合同的约定，典当行除收取1.3%的月利率之外，还有一项每月高达2.7%的“综合费率”。这样，两项相加，合年利率为48%；一旦逾期，还要按天收取“逾期利息及综合服务费”。在我国，多数企业年利润率不足10%，一些外贸企业甚至5%都到不了。年利润率能达到48%的企业，在全国恐怕也是凤毛麟角。也就是说，对多数企业来说，典当行恐怕不是什么及时雨，而是一杯不会止渴的鸩酒。一旦经营情况与预期出现偏差的话，企业立马陷入绝境。有时甚至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典当行精准出击，冲着特定企业的优质资产而去，而最终的结果是，贷款企业成为典当行的囊中之物。据业内人士介绍，此类事情在全国已经屡屡发生。

阅读朱跃初与鑫达典当签订的“借款合同”，让人长见识的事情还真不少。比如，合同规定：“借款人提前还款时，还款利率及综合费率不变”；再比如，合同规定：“收回或提前收回贷款本金、利息、罚息、逾期利息、逾期综合服务费、复利及其它借款人应付费用时，贷款人均可催收”，等等。

这种“催收”，一不小心就能“催”出一大堆“故事”。鑫达逼债事件，只是其中一个有代表性的个案。

对于这笔借款，朱提供了价值数倍于借款的抵押。

尤其需要指出的是，80万元的借款，朱只拿到大约70.4万元；其余款项，当场被“预扣”了。而按国家法律的规定，“出借人不得将利息计入本金”。即使在《典当管理办法》中，也明确指出：“典当当金利息不得预扣”。当然，典当行可以这样辩解——扣的不是“当金利息”，而是“综合服务费率”。

由此看来，对这个穿着马甲的“综合服务费率”，恐怕还需要在立法层面予以厘清才是。

如同神差鬼使一般，2008年元月初，朱跃初在他人诱劝之下，又一次向鑫达典当借款了。这一次，借款数目更大，达200万元；自然，这次借款提供的抵押也更多，还是房地产。

这200万元高利贷，偿还了中国银行郴州支行的余贷120多万元，偿还了第一次借典当行80万元的当息（20万元左右），剩下的50来万元全部投入到选矿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