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企陷入债务泥淖 疑似典当行设局

我立即打车赶到派出所。高鑫一见面就大声训斥说：你欠钱不还，还跑到局里告状，你还是先给对方写份承诺再说吧。我说：写什么承诺？卖房的钱已经打到典当行帐户上了，他们却连票据都不给我看；我给他们抵押的房产，价值超过借款的好几倍，现在还在抵押着；再说，我们双方签订过协议，约定还款日期是2010年1月15日。高说：你不写，那我就不管了。

这时，我感到非常无助。凌晨1点多钟，我与公司两位股东一起，又一次来到了高所长办公室。我想让他看看我与鑫达典当公司签订的“补充协议”，看看约定的还款时间。这时，高冷冷地说：我没有精神看这个；欠钱还钱，天经地义，你们这是经济纠纷，我们管不了。我说，经济纠纷确实不归派出所管，但他们要非法闯入我家、要拘禁我，这事你们应该管。

然而，没等我说完，高鑫就离开了。

到凌晨两点多钟，我又跑到一位副所长的办公室。副所长说：所长都处理不了的事情，我怎么好处理？他这样说，也不是一点道理没有。我又问，那我可以回家吗？副所长说：你当然可以回家，没有谁限制你的人身自由。

百般无奈之下，我在两位股东的陪同下，回家了。我家距派出所步行只需3、4分钟时间，但这一次，这段路却走很难、很漫长。就这样，段小郴、蔡由聪闯进了我家。

我的住处在4楼，是一间60多平方的大屋子，里面没有厕所，也没有隔断，床与沙发之间只拉着一个布帘。当天夜晚，他俩睡在沙发上，我与妻子睡在床上。他们与我夫妻俩的距离，多说有二三米。两个陌生的大男人与我妻子同住一室，这种污辱，让我刻骨铭心。我的心都碎了。

这天夜里，我几次拨打110和市长值班电话，再也没有任何反应。

接下来一天的“监管”阵势更大，仅是闯进我卧室就有七八个人；在门外，还有一些人在等候，其中有不少人操着资兴口音。段小郴对一个头目模样的人说：欠钱不还的就是这个狗杂种，从现在起，要严加监管，不准他出门。

我把情况告诉了我的法律顾问王槐茂。9点多钟，年近70的王老来了，见此情景，当场拨打了110。大约10点钟，苏仙派出所派来两位民警，但没有采取任何措施就走了。王老又给几个领导打电话反映情况，但最后似乎都转到了苏仙派出所。

从21号晚上开始到28号上午，我完全失去了人身自由，一步也不能离开卧室，连大小便也只能拉在塑料袋里，系好后放在卧室床边。从23号中午开始，家里的所有东西都吃完了，我们弹尽粮绝。幸亏我姐姐、姐夫和几个朋友，他们买了盒饭、矿泉水、西瓜等等，通过郴州附属小学的厕所的小门，进入我家卧室下面。我妻子找到了一个呼拉圈，把上面的线拆了下来，制成吊绳，通过窗户把食物吊到4楼上来。这些日子，我真是叫天天不应、喊地地不灵，后来到电信查了通话记录，我共报警30多次，这还不算拨打市长热线。我在外面的亲戚朋友，也不停地报警。但一点用处也没有。这时，我就想，这是社会主义国家发生的事吗？这是一个法制国家发生的事吗？咱国家的法律难道惟独不保护我朱跃初？是党的改革开放政策给了我发展的机会，三十年来，我一直在奋斗创业，守法经营，为国家缴纳了大量税款。要知道，是纳税人的税款养活了公安，养活了全体公务人员。在郴州，到底发生了什么？

8月27日，学校开学的日期到了，我姐夫、姐姐带我的两个学龄孩子走上了上访之路，他们一个上小学一年级，一个上高中二年级。他们先后到苏仙公安分局和苏仙区检察院报案。

第二天，苏仙区公安分局政工监督室副主任陈勇带领3名民警，第二次来到我家，当天下午，由陈副主任在苏仙派出所主持调解。下午5点调解结束我要回家时，他们欲故伎重演，受到陈勇副主任的严厉批评，斥责他们：再这样不听劝，一切后果自负！我终于解放了。至此，非法拘禁持续了201个小时。人在做，天在看。我以上所述，如果有故意编造的话，应遭天打雷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