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四川籍并在金融领域学习与从业35年的我,原拟稍后应征《1987—2017:我与金融那些事》,说说我与《金融时报》30年难以忘记的人与事。这是基于自己在人过中年之际,能够成为兼职撰稿者,承担本省银行业声誉风险管理委员会的常务召集人,数年执笔或牵头起草银行业履行社会责任报告,与《金融时报》持续联系和交往不无关系。
4月6日下午,我前往人民银行成都分行听取孙国峰先生在四川金融学会第三期“交子论坛”开讲“我国货币政策框架演进与前瞻”学术报告,与学会的同志交流“本位财产与金融理财探源”的审改,先后与《金融时报》数位川籍记者谈及“征文”一事,于是触发了我想及早提笔,回忆往昔。
我这代学习文科的人,看报纸学习时事是为了高考。1978年我上高二时,邓小平同志在上海表示,“金融很重要,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搞好了,一着棋活,全盘皆活”。后来我摘记“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一活,全盘皆活”,这些内容在我心里扎下了根。
在人民银行开始履行中央银行职能的1984年,我分配到四川省分行工作。当时,看报纸、摘社论、抄文件已成为一种习惯。恒生指数、金融时报指数等概念在我脑海里留下深深的印记,这是书籍和报纸给我传递的信息。
1987年我从事人事工作,工商银行快退休的邓祖杰先生商调至人民银行,担任金融时报社的记者,自此之后的六位在川时报负责人或记者皆是同事。看到邓小平同志题写的《金融时报》映入眼帘,自然亲切。特别是1987年10月下旬美国股票市场遭遇“黑色星期五”,一天股价暴跌23%,信息正是来源于《金融时报》。为了与同事深度交流与沟通这类信息,我自然是持续关注与学习。1988年年底,全国实施治理整顿,我开始从事金融监管,《金融时报》更是我的工作助手与重要信息来源。
与邓祖杰、程礼福、余杰几位记者的持续交往,让曾经高大上的媒体变得有情有义,可亲可敬。读报、剪报、贴报也成为了习惯,《金融时报》成为我获取信息的重要来源。
1992年后,股份制改革成为金融改革的标志性事件。1993年我的文章——揭开“川股”现象的国企股份制改革讨论,《金融时报》予以报道。1996年12月,上海证券交易所成立五周年,邀请我参与了纪念活动。
我经常与四川记者站的记者们沟通,得到了他们的支持与帮助。2003年支持农村专业合作社的金融服务创新文章发表。2007年我承办全国首家村镇银行改革试点,《金融时报》记者数次开展专题报道。我组织的苍溪县益民资金互助社试点,别凌、吴迪以“普惠金融的一缕阳光”专稿,在头版头条大力宣传。这类工作,对于直接承担金融改革与创新工作的我而言,是莫大的支持,也使我很受鼓舞。《金融时报》承担了这种弘扬正能量、推进普惠金融发展的责任。
2015年3月3日,我从事行业自律组织的文宣、声誉、社会责任报告的协调与分管工作。面对时下金融专业信息生产与消费的短平快,缺乏“接地气”的干瘪信息,有时真有倚老卖老的“怪味”。不时翻阅邓祖杰老先生的作品,联想作者、编者、读者的心有灵犀的瞬间碰撞和境遇,再体察发展普惠金融以推进脱贫致富的那份愉悦,真愿意持续用心书写、用情讴歌金融发展中的感人范例。
不同的时代需要不同的金融实践与文宣的高度协同,需要实践者、记者的用心参与和讴歌金融改革与发展、风险防范与化解、发展普惠金融与服务实体经济的感人故事。邓祖杰老先生59岁才调整单位,69岁退休,退休后再出专集,传承他那份心得,对我们这代人,邓祖杰老先生真值得作为楷模。
至今,眨眼就与《金融时报》有持续30年的联系与交往,我在协调着行业的声誉宣传,编撰着四川银行业及社会责任报告。我清楚有一份伴随着的报纸,有持续着的从业经历,有热情的记者站同志的牵手,需要更加珍视那份情。至今,我每天还在翻阅《金融时报》,还在请员工摘录推广《金融时报》的要点与专稿,特别对理论版、农村金融、文化与收藏,不离不弃。
或许30年之后,我还会在自己的收官与记忆中,铭记着与《金融时报》交往的人与事,回忆着我们成为经济大国的金融历程。
(作者单位:四川省银行业协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