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是怎么做到的？”
美国最大的一家铝公司董事长，去年到东方希望集团的新疆公司访问，在了解到相关技术指标后，非常惊讶地问东方希望集团董事长刘永行上述问题。
中国企业的劳动效率是弱项，但东方希望铝产品的人均产能是580吨，今年将达到620吨，而世界平均水平只有250吨左右，上述董事长惊讶的是，东方希望的劳动效率是该美国公司的2.5倍。
尽管东方希望集团的主要业务——电解铝和水泥，近年由于行业产能持续扩张，过剩情况日趋严重，致使行业里95%的企业亏损，但东方希望仍属于那盈利最好的5%以内的企业。在刘永行看来，就算是最困难的行业里也会有机会。
被认为是民营企业优秀代表的刘永行，常被询问“企业家精神是什么？”
“首先就是创新。”刘永行表示。怎么创新？基础产业的很多创新，有跨行业创新，有自己在现场的创新，也有鼓励员工一起创新，“把所有违背自然规律的东西全都清出去，创新就来了。”
其次，企业家发挥创新精神，也意味着冒风险，创新不一定成功，所以要非常小心。企业到了一定程度，要敢于承担风险，更要清楚承担风险之后会出现什么结果，是不是在你的承担能力之内。
刘永行在由复旦大学管理学院与第一财经传媒联合主办的“中国企业家（上海）高峰论坛暨2015复旦大学EMBA同学会年会”上表示:“现在创业环境跟以前不一样，有很多风投可以帮你承担部分风险，国家提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是发挥企业家精神创新的好时机。”
在一英尺的地方深耕一英里
“中国的企业特别喜欢在一英里宽的地方找机会，而不善于在一英尺之地里做到一英里深。”正如作家格拉德威尔在《异类》一书中指出，1万小时的锤炼是任何人从平凡变成超凡的必要条件。知名媒体领袖、中国商业文明研究中心发起人兼CEO秦朔认为，1万小时的定律，说明专业创造价值，好产品是王道，而好是要靠时间的积累，要靠点点滴滴每天的积累。
“正如在一英尺的地方深耕一英里，慢就是快。”沃尔沃汽车集团亚太区总裁袁小林也认为，这样的理念可能在目前中国不是特别被认可，大家还是要吃快餐、要挣快钱。
在有88年历史的沃尔沃工作，袁小林耳边经常听到两种声音:一方说，一定要静下心来，要深耕细作，不能受外界干扰粗放式地发展；另一方则说，确实有很多诱惑，无论在哪个行业、领域的人，都会有类似困惑，你没必要逆大流。毕竟快钱不断地出来，相比之下，扎扎实实地进行清晰战略、理顺流程、钻研产品、领导市场创新等中规中矩的做法，似乎很不时髦了。
但现在中国确实到了从粗放式发展向精细化转变的时候，一个企业，需要从战略上、企业自身价值等角度，有比较清晰的定位，并且坚持沿着这个定位走，可能会走得远一些。“即便做企业必须得每天面对很现实的诱惑和考验，但你仍要立足于企业自身追求的前瞻性。”袁小林认为。
“中国正在面临一场经济转型，即从低劳动力成本的经济模式转向无限创意式的经济模式，企业家精神在其中起着非常关键的作用。”上海第一财经传媒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官周健工说，尤其在结构调整和制度变革中，能否让企业家更好地发挥他的创造精神，是衡量这场变革的试金石之一。
在近期举办的乌镇互联网大会上，周健工注意到，诺基亚新任董事长李思拓谈到该公司最近三年“脱胎换骨”的剧变——换掉了99%的员工。一个科技企业在它100多年的历史上经过数次脱胎换骨的变化，从这点来看，中国的企业家精神可能还没有遇到真正的考验，而真正的考验也许正在来临。
创新驱动增长
今天的中国正在进入发展新常态，这一新常态下的中国经济会有哪些新的不确定性？企业家要如何面对这些不确定性创造新的未来呢？
“我们从一开始就做最坏打算。”刘永行说，他也希望宏观经济更好，但这不取决于个人和企业，而是取决于世界经济格局的变化，企业就要做好企业自己的事情。
虽然行业内不断有公司传出停产、营收与利润下降等消息，但刘永行认为，由于创新带来的效率提升，东方希望的空间还很大，且现在是最好的投资时候。“只要国家继续改革开放，在技术变革下，企业家精神变成了一种大众的追求，我预测是10年~20年，世界500强里会有一半是中国企业。”刘永行说。
“生产率的增长将对中国未来的增长形成主动力，而不是之前的35年靠增加投入实现的增长，企业的商业模式将有一个根本性的转变。”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学术委员会秘书长张燕生认为，中国要从过去30多年汗水驱动的增长转变成靠智慧驱动的增长，变革和创新将成为未来5年的主题词和主旋律，这也是未来5年中国需要解决的一个重大问题。
张燕生还表示，过去30多年中国的创新更多的还是市场创新、管理和组织方式的创新以及商业模式的创新，未来中国要开始转向技术创新、制度创新和文化创新。
提起企业家精神与创新的关系，最常见的论述，是熊彼特关于企业家精神所带来颠覆性破坏的描述。曾经因为一系列成功投资而连续进入胡润中国富豪榜榜单的现任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任、上海同华投资（集团）董事长史正富，有“富豪学者”之称的他认为，其实中国过去30多年也是一个颠覆性破坏的过程，打破了世界上多数经典的发展道路框架。
“当下正处于中国前沿科技创新创业千载难逢的机会。”史正富说，一是人才层面，中国拥有大规模、跨文化的高端创业群体以及大量熟练的技术工人；二是资金层面，当前多层次、准市场型的创业资金供给体系越来越成熟；三是产业层面，中国拥有世界一流的产业配套和最全的产业体系；四是中国将是最大规模的市场。他认为，本轮创新创业从体制上说不是由国家主导的集权式的科技创新，而是由国家战略引领、分散的、市场化的创新创业，这将为中国的经济转型寻找到一种新的动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