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相比第五代导演的寓言式宏大叙事，像贾樟柯、王小帅、张元这样的第六代导演更注重底层小人物的内心，关注社会转型时期的转变和亲历的历史。在精神内核上，你是否与第六代导演一脉相承，关注当下，关注社会的边缘？
蔡尚君：我跟第六代导演岁数差不多，可能关注点、成长背景都相似。我们基本上都是上世纪80年代上学，那时候中国经历的是两次最重要的文化思潮的引入，在这样的教育背景下，我们的经历和第五代完全不一样，理想主义是有一些残余的，在现实中又有很大的转变和认识。从个人的成长过程中，你会本能地更关注个体的命运，而不是集体记忆、反思。今天的年轻人的表达，肯定跟我们又不同，这是一个正常的规律。
其实从今天来讲，都没什么代际了，中国电影就是蓬勃发展、各自为政，新导演丛林般地生长，更自由，各种跨界转行，代际本身不是很准确了。
日报：《人山人海》2012年在国内上映。那一年第六代导演的作品几乎是集体亮相，从管虎的《杀生》、王小帅的《我11》、杨树鹏的《匹夫》、娄烨的《浮城迷事》，都先后上映，可惜票房都不理想。你怎么看这一代艺术导演的定位和市场？
蔡尚君：去年中国电影票房近300个亿，今年估计超了，300多亿，整个市场是每年30%多的递增速度，这个速度发展太快了。十年前，全国的票房一年也就6亿、8亿，现在一部电影就能达到这个体量。
艺术电影也好，文艺电影也好，都是类型片之一。得有特别广大的受众基础，才可能有市场的合理化细分。电影在全世界都一样，大的基础应该是很鲜明的类型片，文艺片可能是偏上一层的，受众很少，但它有一定合理存在的空间。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法国作者电影之所以存在，首先是观众有基础，法国人喜欢读书、思考，喜欢看文艺电影，不喜欢好莱坞电影。就像导演阿伦·雷乃说的，他的电影一直能拍，就是因为最后卖的钱正好跟成本差不多，所以能够存活，他的影像表达就能一直继续下去。一个良性循环形成了，就是好事。
中国目前还没形成好的市场细分，光是艺术院线还不能解决问题。现在年轻观众的审美和趣味还需要培养，至少还要五年。审美是需要培养感受的，要慢慢建立。
今天的电影节基本上有一半或百分之七八十都成了资本在这里欢乐，谈的不是电影，谈的是投资、资本、狂欢。真正电影本身的东西呢？这是最重要的，就需要大家静下心来，自我选择，或者做个性表达，对世界有真正的看法。这些事情没人逼着你去做，如果这样做，就是自我选择了一条孤独的道路。灵魂永远是孤独的，交流是有限的，你自我选择你就要忍受你的限制，所以你把它做到最好。有一定感应的观众会因为相知相感而成为你的观众，相互会有欣赏。如同谈恋爱。
日报：艺术电影在中国的观众基础，你认为有多少？
蔡尚君：少。我们知道豆瓣上那点人，也知道戏剧在北京市场可能有几万人，就是这点人。但是电影上，小孩的趣味换得太快，而且喜好完全不一样。法国的孩子，从小在博物馆里长大，一睁眼全是莫奈，全是最好的艺术品。艺术和生活对他们来说就像空气和水一样，非常自然。我们年轻一代的生活已经开始与艺术接触了，但还没有达到水乳交融。
艺术教育是潜移默化的，不是光靠电影就能达到的。有了艺术基础以后，人才有可能去独立思考。法国18岁青年思考的是哲学问题，谈的是诗歌文学，他们说“我们这一代人要有自己的新浪潮”。反观今天中国18岁的小孩在思考什么，他的视野在哪儿，你不能怪他。
我们社会机制没有一个多元的、独立的空间，可能十年以后，才有可能看到更平等的社会秩序。包括院线的秩序、审美文化多样性的存在。中国处在激变的时代，我们就是铺路石，在这个过程中，你是选择做粉尘般的尘埃，还是做一块大石头、垫脚石抑或是绊脚石，无非是你的选择。
日报：你拍《人山人海》的时候说，你从来没有考虑市场，也没有考虑电影节会不会获奖，甚至把这部电影称为“落伍”、“不合时宜”的，为什么？
蔡尚君：因为你没法想，想了也没用。观众马屁永远拍不着，你只能把自我做到最好，这个作品首先要感动自己，才有可能感动别人。拿出有能量的东西，它自然会有影响力，你也会找到自己相应的位置。
可能我关注的主题、方式是边缘的，跟当前在资本驱动下的主流电影题材相悖。但我觉得，应该有这样的存在，才有可能看到更多的风景。
日报：现在你拍电影还会陷入缺钱的困境吗，你怎么看艺术电影与资本之间的关系？
蔡尚君：今天好像大家都不缺钱，对新的创作者来说也是一样。你的机会可能会变得很多，但你想如何表达、做什么类型的东西，还是一个自我的选择。
资本也是有门槛的。我们要考虑的是怎么跟资本共舞，钱不是坏事，是能量，金钱和艺术都是有魔力的，结合在一起是奇妙的东西，但处理得不好，会有互相伤害的可能。
金钱用得好就能产生巨大的影响力。资本是活力，也是一个巨大的限制力，太多人容易被资本砸晕。其实这个坎更难过，比电影审查强多了。唯一能做的，就是把自己做到最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