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我们喜欢看连环画，它能清晰地讲述故事内容；长大后，我们喜欢用演示文稿（PPT），它能扼要地概括讲演主题。可是，威廉·N·戈兹曼和K·哥特·罗文霍斯特的PPT并不容易理解，内容包涵了太多统计数字和验证分析。
7月11日，当威廉·N·戈兹曼和K·哥特·罗文霍斯特成为上海交通大学上海高级金融学院（SAIF）、中国金融研究院（CAFR）客座讲师，在“SAIF· CAFR金融名家讲堂”上侃侃而谈时，两位美国耶鲁大学“名师”用自己的方式讲述着“中国金融的过去和未来”以及“以国际视野谈商品期货的发展”。
威廉·N·戈兹曼：
上海要向世界输送资金
上海如何建设成为国际金融中心？戈兹曼说，一切要从国际金融中心的本质说起。
在他看来，国际金融中心应该为全球提供资金，同时也要为全球筹集资金，“准确地说，就是要为全球市场运输资本”。
“上海要成为国际金融中心，首先应成为中国向世界提供资本和投资的平台。”戈兹曼承认，目前，上海已经向全世界供应着中国的投资机会，上海证券交易所完善的交易平台和硬件设备让他看到了中国为创建资本市场方面所作的努力。
戈兹曼认为：“在任何一个国际金融中心，比如，纽约、伦敦、阿姆斯特丹，投资者不仅可以进行本地投资，也可以投资海外市场。”在他看来，国际金融中心不仅要为世界筹集资金，更要把资金交付到世界的其他地方，而不是局限在某个国家。如今，上海已经在为中国运送资本，下一步，应该考虑怎样向全球市场运输资本。
“中国的投资者将会把自己巨大的财富出口，我们现在看到，很多人都在热切盼望更多的投资渠道。”戈兹曼相信，随着金融技术不断发展，中国最终会成为一个资本的出口国。在这里，人们不仅可以投资本地市场，而且可以投资全球市场。
健全法律机制十分必要
“上海要创建一个良好的法律环境，这不仅是中国企业的心愿，也是世界企业愿意看到的。”戈兹曼相信，上海要建设成为国际金融中心，建立完善健全的法律机制是必要的，“如果上海的法规、法制环境和结构能让全世界企业愿意到这里来进行投资，那么，我们就多了一个活力十足的国际金融中心”。
戈兹曼以美国特拉华州为例，特拉华州被誉为“世界公司之都”，世界500强公司中有六成以上的公司注册地点在这里。低税收、企业融资法规和清晰的企业争端解决机制，是大部分企业愿意到特拉华州组建公司的主要原因。
戈兹曼对中国市场的信心源自他对中国金融历史的研究。1865年，汇丰银行在上海和香港几乎同时上市，当时很多英国公司已经开始在上海上市。“那时候，上海已经是国际金融中心。这不仅因为境外银行在上海发展，也因为中国银行的网络在上海萌芽。”戈兹曼进一步分析到，当时，一些中国钱庄与外资银行合作，为资本市场提供了很多的活力，“上海出现了远东一个主要的股票市场，也是亚洲最重要的股票市场之一”。
戈兹曼说，在上海金融历史上另一个亮点是1904年中国设立的《企业法》。当时，中国采取了国际公认的公司治理标准，把公司治理的框架和全世界进行了统一。“从上海1871－1940年的股指变化，我们发现，这其中不仅有国内股票，还包括国外股票；1911－1915年，上海股市经历了几次崩盘，但总体趋势依然坚挺。”
“上海可以借鉴更多自身金融发展的经验。”戈兹曼说，“在当今经济形势下，开发更多投资渠道，不论是互助资金来购买国际公司股票，或者是直接地投资于国外企业，这些都是上海成为一个国际金融中心的重要渠道。”
主权基金应该多元化
“主权基金成为全球市场上一股活跃的新兴投资力量。”戈兹曼向记者透露，全球排名第一的挪威政府养老基金是他的新课题，“挪威基金主要投资于债券和股票，它是把挪威石油财富转变为金融财富，为全体挪威人民造福。”
挪威是世界上第三大石油净出口国，1990年挪威设立主权财富基金——政府石油基金。2006年，挪威政府石油基金更名为挪威政府养老基金，成立该基金的目的是为支持政府公共部门养老金支出，以及提高政府石油收入的长期收益。
通过研究，戈兹曼发现，像挪威政府养老基金这样庞大的主权基金可以在遭受金融危机的情况下保证资本市场的流动性，“当然，它（主权基金）每一次有所行为，都会影响市场，不过，这种投资模式只有微薄的收益”。
对于中国主权基金的发展，戈兹曼十分乐观。他相信：“中国主权基金完全有可能实现挪威政府养老基金那样卓越的成就，并给中国人民带来一个长期、高效的回报。”
“不过，中国目前的主权基金应该更加多元化。”戈兹曼建议，主权基金不能只购买美国国债，或是一些其他美元资产，而应该进行多种投资，从而分散风险。他进一步指出，“中国可以尝试接受一定比例的国内个人投资者资金，投资到由政府运营的某个开放式基金，包括股票、房地产、风险资本、风险基金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