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景】7月2日，沈阳市8家省级医院、18家市级医院及辽宁省血栓病中西医结合医疗中心聘请了27名属地公安机关、派出所领导为副院长，指导医院的治安保卫。
对于聘任所涉及的编制、待遇等敏感问题，沈阳市公安局副局长张广善称，尽管该职位名为“副院长”，但“不占职数、不拿待遇，只履行职责”。
近年来，各地医疗纠纷愈演愈烈。有调查显示，96％的受访医生表示其所在医院发生过“医闹”，认为医院正常工作受到严重干扰，正常医疗活动也受到影响。有 90％的受访医生呼吁尽快立法保护“行医权”。
其实，聘请警察负责医院安全保卫，并非沈阳首创。2007年5月，福建省武夷山市的14家医院就推出了“医警合作”制度，聘请武夷山市公安局14位民警担任“综合治理副院长”。但此次辽宁在省会各大医院推行这种做法，尚无先例。
对此，沈阳市卫生局、公安局认为，此举“将进一步增强广大医务人员和患者的安全感”，确保“医疗执业环境明显改善、医院及周边安全状况明显好转、医院内部医患纠纷明显减少”，并希望藉此“为群众创造安全有序的诊疗环境”。
聘请警察为医院副院长，到底应该怎么看？警察兼任医院副院长后，能否妥善解决医患纠纷？在处置医疗纠纷引发的治安案件时，警方能否确保执法公正？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支振锋认为，现职警察直接受雇于医院，不但明显有违国家相关法律规定，而且对消除“医闹”帮助并不大。相反，还有可能进一步激化医患矛盾，甚至引发更严重的群体性事件。
支振锋指出，聘请警务人员出任医院领导，即使只是“挂名”，“零工资”，该行为仍然不合法。
首先，《警察法》第二十二条第十款明确规定“人民警察不得从事营利性的经营活动，或者受雇于任何个人或组织”。聘请警察当医院副院长，直接违背《警察法》。这与应聘职位是否占用编制、以及领取多少工资并无关系。
作为国家强制力的执行机构，警察所代表的是国家意志，代替国家行使管理职能。这就意味着警察的服务对象是全体民众，而非特定的机构或个人，不能为某一群体提供特殊服务，它应具有“公共性”。
同时，服务的“公共性”，决定了警察在行使管理职能时必须具有“中立性”，即中立于整个社会，与社会群体保持“利益无涉”。换句话说，只要其为某一特定对象提供特殊服务，无论该对象性质如何，也不管对方为此付出对价如何，警察都应被视为有违中立性原则。
更重要的是，在医患纠纷中，并非只有医院一方需要保护，患者往往更容易处于弱势地位。这就要求警务人员必须严格区别“医闹”与一般医患纠纷，不能简单地将所有的纠纷都当作“医闹”。
警察的介入，必须符合“公共”与“中立”的特点，发生纠纷的双方都应受到等同的保护，并不能单独维护一方的权益。而在现今体制下，兼任医院管理者的警务人员，在处理与医院相关的纠纷时能否做到“无偏私”，结果是可以预见的。
按道理，无论医院是否聘请警务人员担任“副院长”，警察都有责任为医院提供安全保障。而医院聘请警务人员出任管理人员，初衷不过是希望通过以“头衔”换“平安”。那么，这是否意味着没有聘请警察副院长的医院就得不到警方的保护？
“任此势头发展，只会助长公务人员消极不作为的风气。”支振锋指出，“甚至相当于警务人员对医院实行了变相的威胁、勒索。”在这种医院与警方合作中，潜在的逻辑是，只要医院不向警方提供“头衔”，警察就不为医院提供服务。
在评价这种“医警合作”的社会影响时，支振锋认为 “整体来看，弊远远大于利”：不但“不合法、不合理、无实效”，而且被压抑的不满还可能进一步激化医患矛盾，甚至演变为群体性事件的导火索。
支振锋指出，彻底消除“医闹”，必须从根本上解决医疗制度本身的顽疾，而这个根本问题不解决，无论增加多少“警察副院长”也于事无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