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地方政府落实“国十条”的具体措施，北京市规定同一购房家庭只能在北京市新购买一套商品住房。这样一个暂行规定所赋予的特许配额，就如同赋予愿意参与北京房产市场博弈的家庭一种特许权利，一种“取得财产的资格和手段”，一些权利财产。
任何一项公共政策的出台，不仅是对利益格局、市场格局的重新调整，不仅是向市场和参与者昭示政府对政策相关领域现象与趋势的态度和控制力，也同时会给有心人一定暗示。从市场与利益角度观察购房配额政策，购房配额这种特许权利，不仅给人们一定的财产暗示，还在给予人们一定的稀缺暗示。
观察地方政府所出台的与市场需求和价格有关的公共政策，会发现两个明显的特征：
一是配额偏好。即比较容易选择以配额方式控制需求，控制价格。对地方政府的政策设计人来说，配额控制的政策酝酿过程可以比较简单，舆论效果比较直接，可以省去其他更具经济色彩的政策可能附带的不同部门间的利益和权限争议。在很多时候，部门间的争议会让政策设计人与决策者左右为难。当年，证券市场初兴时，为平衡各方强烈的上市要求，就曾采取按省市和部委分配上市公司指标的办法。于是，证券市场上就出现了有强烈部门色彩的公司简称。如此多的人在评说中国的证券市场，倒没有见到有人比较分析占用不同省市和部委上市名额的公司哪些没有重组过，还“原始地”活在今天的市场。
二是暂定偏好。即比较容易选择应急地出台一些行政控制措施，并名之于“暂行规定”。这些暂行规定，往往并不明确执行期限或作废期限，在执行过程中的松动也往往是没有明显标志的。这常常让不熟悉中国政府运行习惯或过于认真的人们很困惑，暂行到何时呢。而对于政策设计人或决策者来说，规定为暂行，好处很多。可省去对政策措施及实施效果考虑不够周延的批评，可省去一些繁复的论证过程。因而，暂行规定中又常常出现配额的影子。毕竟，配额控制是最直接的行政控制办法之一。
从不同地方政府出台的控制房价措施，都可以看到配额控制与暂行规定的身影。比如，当三亚的房价居然是一天涨1000元的时候，三亚市政府紧急出台的规定是“一个身份证在三亚只能买五套房”。这个应急措施，超出了内地人的情境认知与心理底限。这是什么措施啊，可以买五套房的控制措施是让人来炒还是抑制炒房？网上的不少评论言语已经颇不好听。但三亚市政府这样设计应急控制措施，面对的情况或许是一个身份证在三亚已经在买超出五套房。
为什么应急出台的措施是这样具有舆论效应？为什么这样的控制措施被议论的不是可能的控制效果，而是字面上超出人们想象力的部分？有猜测说，大概是太急了，房价涨得太急，政策出台得太急。海南国际旅游岛的规划与政策要求虽然酝酿已久，房价会涨一些也在意料之中。只是房价涨得如此急，政策出台也比较急，只能选择配额控制这样最简单、直接、有力的办法。当然，也有人猜测说，应急的时候出台这样的配额控制措施，显见得是对海南国际旅游岛这样的大政策可能带来的连锁效应估计不足，或是政策工具储备不足。就不像中央政府控制膨胀预期，手里有着多种政策工具和相对充足的政策空间，屡次使用上调准备金率的手段，就是不加息。
那么，三亚的“一个身份证在三亚只能买五套房”的措施实施效果如何？人们感兴趣的，除了是否勒住了房价上涨的势头；一定还包括：人们是否趋向于用足这个政策，真的去购买五套房；当然，公共政策研究者与经济学者也许会感兴趣的是，这样的配额控制政策是否会引发人们的“兑现冲动”，毕竟，配额特许是一种权利财产，可以帮助人们获得利益。
配额控制，按照一般的政策设计思维，是要控制需求，或延后需求。实际上，可能很多政策设计者不一定意识到的是，配额控制政策的存在前提是涨价假定，是一种供给短缺，因为市场正常供应无法满足正常需求（房地产领域经常说是刚性需求）和投资需求，价格就自然会上涨。价格会上涨的假定或预期本身，也是把房产当作一种投资品，形成强烈投资需求的基础。而当政府采取强劲的行政控制手段，特别是配额控制，以抑制需求的时候，对有心人来说，配额特许不仅是权利财产，而且这种政策手段等于在暗示价格未来会上涨，因此要用行政手段减少部分需求，维持一种特殊平衡。正因为如此，配额特许权利是值钱的，毕竟配额控制住的那部分需求中的相当部分，依然是现实的，总是要寻求机会获得满足的。也因为如此，相对于城市土地的相对稀缺性，需求，不管是刚性需求还是投资需求，未来都可能驱动价格的上涨。
因而，配额政策对有心人来说，不仅存在财产暗示，还存在短缺暗示和可能存在的上涨预期。问题是，这种短缺暗示与可能存在的上涨预期，是否在政策设计者事先考虑并评估的范围内。
作者为学者，有经济学、新闻学、法学专著，现为新华社中国新华新闻电视网总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