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源行业的并购又相对集中于海外并购,按照chinaventure的统计数据,能源行业海外并购数量占整个行业并购的63.33%,海外并购已披露金额占整个行业已披露金额的62.92%。
这或许跟整个宏观经济环境密切相关。2008年爆发了全球金融危机,经济持续下行,能源价格相比较前期明显下降,估值下调,2009年经济开始见底回升,在预测经济不会持续探底的情况下,似乎是能源行业并购的一个绝好机会。另一方面,中国还处于经济发展期,对煤炭、钢铁等的需求和依赖程度较高,从上游控制资源,改变被动地位,对企业的发展至关重要,于是企业从“观望”转为“出手”。
大型并购仍为政府主导式并购
2009年为应对金融危机,政府推出4万亿的经济刺激政策拉动投资,并陆续出台了一系列产业振兴规划和政策,在此背景下,各地方政府纷纷以GDP增长和资源的有效利用为目的展开了各自领域的产业整合,这种整合尤其体现在煤炭和钢铁行业。
2009年4月,山西省政府发布《煤炭产业调整和振兴规划》,按照规划,通过资源整合,全省办矿企业由2200多个变为138个,形成4个年生产能力亿吨级、3个年生产能力5000万吨以上、11个年生产能力1000万吨以上的特大型和大型煤炭企业集团。5个月后,全省近2600座中小煤矿都基本签订了被整合的框架协议。之后,“山西模式”被各资源大省积极效仿,内蒙古、河南、四川等省纷纷出台资源整合的文件。
2009年10月,国土资源部等12部门发出了《关于进一步推进矿产资源整合工作的通知》,要求在2010年继续推行矿产资源整合工作。包括煤、铁、铜、锰在内的15个矿种是此次矿产资源整合的主要内容。
2009年11月,工信部称其制定的《钢铁行业准入条件》和《促进钢铁企业兼并重组指导意见》已进入企业征求意见阶段,拟通过兼并重组将重点培育3-5家具有较强国际竞争力、推进6-7家具有较强实力的钢铁企业集团在全国范围内实施战略性兼并重组。而2009年钢铁行业的并购重组以山东钢铁重组日照钢铁,宝钢吞并宁波钢铁,首钢兼并山西长治钢铁为代表。
与此同时,各省国资委也开始了“长袖善舞”式的并购主导,纷纷进行资源的整合。
因而我们看到2009年大型并购都是在政府主导下开展的,集中体现了政府整合资源的意志,但这种并购能否真正地带来协同效应或是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究竟是以“政府为主”还是应该让“市场先行”,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重大课题。
ST公司重组为主
截至2009年12月8日,上市公司并购重组委召开了33次并购重组审核会议,共审核通过了43起重组案例,其中ST公司重组占比27.91%,上市公司定向发行收购母公司资产占比55.81%。
上市公司作为企业中最优秀群体,应该是代表了中国企业未来的发展方向,但我们看到国内上市公司的并购却是以ST公司重组为主,或是上市公司定向增发收购母公司资产,少有企业以战略或资源整合为目的展开并购活动。
这一方面说明IPO审批制下国内壳资源的稀缺性,另一方面说明并购整合资源或实现产业战略定位在国内资本市场还未真正地体现。
企业并购需加强并购风险管理
并购的风险主要来自于并购前的风险和并购后的风险,并购前的风险主要是企业价值评估风险和谈判过程中的政治风险和政策风险,并购后的风险主要有企业整合风险、经营风险和财务风险。
国内企业相比较于国外企业,在并购技术操作层面还是明显不足。展开一项并购前,企业没有对并购标的进行详细尽职调查,或对当地的法律、文化认识不够,或者对并购的整个交易过程不了解,增加并购成本或导致并购失败,甚至影响到企业的正常生产经营。典型的案例包括紫金矿业对加拿大大陆矿业的并购,苏州大方香港借壳上市(表1)。
在实施并购后,由于文化、体制和法律环境等的差异,企业无法进行有效的人力、观念、制度等的整合,导致并购的最终失败,以海外的并购案例为典型代表。而国企尤其需要注意的是以市场主体而不是依靠政府背景参与并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