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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毅勇，原劳动部安全卫生监督局局长，制定《防暑降温措施暂行办法》时，她是原劳动部主管安全卫生的副部长毛齐华的秘书，如今74岁的她，依然记得48年前一封封来自全国的紧急报告。

　　原劳动部安全卫生监督局局长苏毅勇：“当时的防暑降温情况出现的问题，特别是有些地区的一些高温作业的一些工人，有的是中暑，有的是在高空作业温度比较高，也有些是带有一些职业病的一些工人登高作业的坠落以后死亡情况，也挺严重的，中暑情况也挺严重。”

　　当时，大跃进刚刚进入第二年，盲目冒进暴露出来的劳动者的保护问题越来越严重，也引起了国务院的高度重视，周总理立即指派劳动部和相关部门成立联合调查组进行调研，结果令人触目惊心。

　　苏毅勇：“当时情况反映了几个地方，南方地区，特别是南方地区还有一些野外作业的一些，北方野外作业，露天作业的一些地区，在暑期，由于高温采取措施不力，死伤病的情况挺严重的。”

　　当时我国对劳动保护方面的研究还非常少，作为中国的第一批劳动保护专家，原全国总工会生产保护部副部长张存恩也感觉到，防暑降温是急待解决的当务之急。

　　原全国总工会生产保护部副部长张存恩：“最早就是抓防暑降温，第一步是抓的防暑降温，第二步抓的用电安全，第三步抓的防止锅炉爆炸，第四步抓的煤矿的瓦斯爆炸。”

　　很快，劳动部、卫生部和全国总工会就制定出了这部《防暑降温措施暂行办法》，由于当时国家正进入三年自然灾害，非常困难，因此办法规定的都是十分基础的保障，补贴措施也相当有限。

　　张存恩：“当时很重要的，就是清凉饮料的供应和保健食品的供应。”

　　苏毅勇：“所以你看采取的一些保健措施非常简单，什么清凉饮料，弄点食盐水甚至茶水，有些地方高温作业的为了这个保护健康，可能在有条件的情况下，才给点牛奶。”

　　虽然这部办法还只是暂行，但它的制定者的最终目的还是想把它变成为一部法律。

　　苏毅勇：“通过暂行来试行一下，看看下面解决了哪些问题，哪些问题还没有解决，而且还需要加以补充，而且有的规定不尽合理的地方还可以再修改，将来主要目的是为了让它更加完善，然后让它升高成条例，甚至成为法里头的一部分。”

　　很快，防暑降温这一问题就因为各个单位的有效落实而得到逐步解决，从此，每年夏季，国有企业的工人们都会领到防暑降温物品，然而令人不解的是，为什么这个深受群众欢迎的《防暑降温暂行办法》在出台之后一直都无法转正呢？

　　苏毅勇从1980年到1994年一直担任劳动部安全卫生监督局局长一职，她告诉记者，文革之后，规章制度都需要重新恢复。

　　苏毅勇：“我是80年主持局的工作，全面工作，10年浩劫刚刚过去，以前的法规条例有的都已经是过去叫全都破了，现在你要恢复，就是把原来的法规先恢复它的名义。”

　　张存恩同样在全国总工会生产保护部任副部长10多年，这时候，高温保护问题已经淡出了劳动保护的视野。

　　张存恩：“后来80年代以后了，防暑降温的问题在这个劳动保护的这个位置上，因为伤亡事故和职业病非常严重了，所以对那个的重视程度就不如对防止安全事故和防止职业病这么重视了，所以后来就差一些。”

　　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劳动法研究所主任王向前：“它没有规定法律责任，所以如果用人单位，比如说企业，他不按照这个条例去做，那么也没有规定什么样的责任，就是说我们的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和其它政府部门也没有办法追究他的责任。”

　　王向前教授告诉记者，随着国家经济结构的变化，大量的私营企业必须承担起该单位的工人高温劳动保护的责任，但在目前的市场激烈竞争的条件下，要这些企业主自觉地来负担防暑降温的费用，基本不太现实。

　　王向前：“这样做可能等于是他提高了成本，而其他企业并不会这样做，那么在竞争中，把他置于一个，就是说更不利的地位，而更多的企业可能因为法律上没有要求，他就不会去做，那么他们可能更倾向于减少这个成本，提高自己的利润。”

　　而对于像四川的陈德辉这样的千千万万外来务工人员而言，同样是因为法律没有规定他们在高温中可以得到哪些权力和福利，即使他们已经感到不适了，也只好冒着生命危险在高温下继续工作，不敢有任何要求。

　　王向前：“中暑了他也不敢请假，他请假人家不允许，他也不敢自行休息，其实这种情况我们从法律上就应当明确，在高温天气下，如果他已经中暑，企业必须采取措施，允许他休息，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企业不允许，那么劳动者有权自行离开工作岗位休息去治疗，但是我们劳动者常常不敢。”

作者：  责任编辑：蓝宝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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