扮演杜尔伯特县烟筒屯镇镇长的孩子说：“虽然我们这里的农民作业起火，但林甸县内也同时起火，当时风朝我们这吹，所以很难确定是谁最先起火。”

扮演村民的孩子说：“我通过私人关系借来一辆消防车保护苇垛。这么大的火咱也救不了。再说，烧不烧到丹顶鹤和咱啥关系啊，鹤不知道是谁的，但苇子是我自己的，烧苇子就是烧我的钱啊。”

扮演学校老师的孩子说：“大火来来回回把村子附近的苇塘烧了个遍，但镇里没组织过任何扑救，而且火场离村子不足3里路，村民都很担心大火刮进村来。”

扮演保护区工作人员的孩子说：“因为体制原因，管理局对湿地内的村镇没有管辖权，对人力、物力没有调配权，哪里起火只能与当地政府商量。扎龙横跨这么多县市，各家都顾及自己的利益，因此管理局的协调能力十分弱。”

扮演消防员的孩子说：“湿地地形地貌特殊，消防车很难近距离灭火，干着急，使不上劲儿。”

真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天下溪志愿者、教育专家梁晓燕说，这就是我们想要的效果。“现实社会中，很多事情没有绝对的对错，在不同的立场就有不同的观点”。

“小项目推动大理念”

2005年，已经在乡土教材编写上先行一步的天下溪，决定和其他也在做乡土教材的机构交流一下。“我们花了半年多时间来寻找，哪里有人在做乡土教材。大家都是从具体的事做起，而并非理念先行，所以，我们只找到了几家。”

北京理工大学高教研究所著名的教育专家杨东平也参加了这次会议。他的另一个身份是民间组织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他说：“当前的教育改革到了这么一个阶段，要追求更好的品质，探索好的教育究竟是什么样子，因为我们目前面对的应试教育模式，把教育真正的活力和生命力全都抹杀了，学生成了分数和考试的奴隶，这引起了上下高度的重视。应试教育从上世纪80年代到现在，愈演愈烈，已经到了难以收拾的地步。另一方面，近几年随着现代化的价值取向成为主导，教育的价值观也越来越城市化、国际化、西方化。在这个过程中，教育的内涵变质了，也就是说作为一个中国人的独特的教育越来越模糊了。中国是一个幅员辽阔的大国，有着丰富多彩的地方文化和不同民族传统的历史文化，但这些都在慢慢地消失。最典型的是少数民族的语言教育。这种民族文化越来越消失退化。地方化、个性化、基层化的东西越来越少，代之以城市化、国际化、西方化，这是当今乡土教育中最基本的一个矛盾。”

钱理群，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钱教授在贵州工作了20余年，主编了《贵州读本》，是较早的乡土教材。钱理群认为，今天重新提出编乡土教材，有一个更深刻的文化背景——我们生活在全球化的时代，全球化是必然的趋势，全球意识和开放意识已经深刻地影响了年轻一代的思想和精神面貌，这从总体上来看是积极的，但是也不能不看到随之而来的另外一种文化现象——一种逃离自己生长的土地的倾向，从农村逃到中小城市，从中小城市逃到大城市，从大城市逃到国外，这是年轻一代的生命选择和文化选择。

“我忧虑的不是大家离开本土，到国外去学习，忧虑的是年轻一代对养育自己的土地，和这片土地上的文化，以及土地上的人民产生了认识上的陌生感，情感和心理上的疏离感。我觉得这会构成危机的。我经常跟学生说你离开了本土，没有了本土的意识，同时又很难融入到新的环境中去，从农村到城市，你很难融入到城市，到美国，也很难融入到美国，这样一边融不入，一边脱离了，就变成了无根的人，从而形成巨大的生存危机，而且从民族文化上说，对民族文化也构成巨大的危机。所以我编《贵州读本》时就很明确地提出一个口号——‘认识你脚下的土地’。在全球化这样一个背景下提出这样的口号，其实就是寻找我们的根，我们民族国家的根。所以乡土教材不仅仅是增加学生对一些乡土的了解，更主要的是建立他和乡土(包括乡土文化及乡村的普通百姓、父老乡亲)的精神血缘联系，我觉得这是乡土教育一个重大的特征。”

同样的，郝冰在她主持的系列乡土教材总序里写道：“在乡里，最容易辨认的就是乡村小学。教室、旗杆、操场、围墙、标语，都是显著的标志。年复一年，学生们从校门中走出来，有的回到土地，有的走向城市。学校教育给了这些乡村少年什么呢？我们想让这些孩子的行囊中多一样东西：对家乡的记忆和理解。无论他们今后走向哪里，他们是有根的人。因此我们决定编一套乡土教材，把天空、大地、飞鸟、湖泊和人的故事写进去。这套教材只是一粒种子，一滴水，希望有一天这些乡村少年心里装着森林、大海走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