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次遭遇之后，戴子初知道自己不能再陷入这个怪圈。他再不敢轻易找派出所，决定用生意人的方式解决问题。

“我和举报人一起秘访，尽量接近孩子。秘访不成，再找派出所。”他说。

两年的寻访过程中，戴子初已经了解到，福建、广东和河南一些偏僻乡村里，经常会有人收买儿童。当然，大多都是男童，买去“养儿防老”。但当地很少有人举报或提供线索。有一次，一个举报人告诉戴子初，那个被他举报收养男孩的家庭，事后打电话骂他，威胁他。

不光如此，外地人还没走近村子，村里人便知道了这一信息，于是纷纷将收买来的孩子藏起。

“几千年存留下来的封建观念和乡村陋习，为拐卖孩子的犯罪行为提供了犯罪的温床。”知名安全防范教育专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王大伟说。

2005年除夕，戴家团聚。面对一桌的饭菜，所有人面色沉重，默不出声。门外鞭炮突然炸响，王丽玫猛地哭了起来，跑回自己的房间。其余的人再也忍不住，涕泪纵横。

寻人小组于2004年4月16日出发，一直跑到2005年春节前；节后再次出发，2006年5月初回到怀化，又寻找了两个月方才收兵，跑遍了长江、淮河以南的所有南方省份，以及河北、山东、陕西三省。

戴特株依然似泥牛入海，踪迹全无。而他的亲人们，到了崩溃的边缘。

自责没有照看好孙子的李丽华渐渐出现了精神病的倾向；戴子初的饮食起居已经完全混乱，他常常十七八个小时不睡觉，说了上句想不起下句。“以前喜欢乐观(热闹的意思)，现在喜欢静坐。”

戴子初常想，自己与特特的距离是否曾经只有几步之遥？一想及此，他心中更添一份难过。

戴子初后来估算，一条看人线索的开销大约两三千元，包括：来回路费1000多元，请派出所吃饭几百元，感情费1个警察200元(两个警察400元，以此类推)、村干部100元，举报人辛苦费一二百元，通常给这些人发五至六包“芙蓉王”香烟，每包20多元。

两年多的寻找，戴家已经花费了40多万元。其中，发放出去的500万份寻人启事的开支就高达28万元。原本殷实的家底渐空。

下一步呢？“就是卖房也得找下去。”戴子初说。

自发的寻子联盟

在最初找寻之时，戴子初只是关心他的特特，因此每当确定不是，他转身就走；但渐渐地，他的脚步放慢了。

这两年，他尝尽辛酸和世态炎凉，深有感触，也越发同情起那些与特特有同样不幸遭遇的孩子们。

他曾亲耳听广东省陆丰县某派出所所长说，那里一个村近四年买了400个孩子；在河北时，他也听说了有个县买进了100多名小孩。一次，在去河南的火车上，他还见到有对夫妇带着六个小孩，年龄大都在5至8岁间，彼此相貌却有颇多不似之处，凭直觉判断，那绝不可能是一家人。

“如果把全国失踪儿童家庭联合起来，大家互通信息，可能容易找到孩子。再说人多了，公安部门可能会更重视一些。”他暗想。

此时，戴子初尚不知贵州、云南和广东等省份已经自发形成了各自的寻子联盟。失踪儿童的家庭在找寻过程中认识，互通声气，到如今，大一些的联盟已联络了60多个家庭。

这些家庭彼此安慰，互相传授经验，也互相支持和鼓励。

自发形成的寻子联盟集中在云南、贵州、广东、河南四省。这些地区的寻子联盟联络人说，仅他们掌握的失踪儿童名单已有上千名。寻子联盟向本报发来了名单，至截稿前，其中593人已经电话核实。

戴子初后来听说了这些寻子联盟，专程跑了一趟和他们交流信息。和他一样，寻子联盟中的每一个家庭，都经历了报案、找媒体发布寻人消息、贴寻人启事、追踪每条线索，继而心力交瘁的过程。

戴子初稍感宽慰的是自家家底还算殷实，所以尽管花费数十万，尚能应付。但联盟里的许多家庭，生活已因此陷入困顿。

在贵州铜仁做服装生意的浙江台州人冯常平花费已经超过30万，在广东东莞横沥镇经商的河南人刘军花了10万，在东莞石龙镇市场卖肉的茂名人崔小兰10万，在深圳南山区南园百货商场经营床上用品的陈思勇花了10万，广东从化的李奕平花了5万元。冯常平和李奕平的孩子，现在都在“寻人扑克”上。

更多家庭虽然只花费了几千元，但那已是他们的全部积蓄。他们从农村进城务工，居住在大城市的城中村，以贵阳和昆明两个城市最为典型。

戴子初曾去过贵阳寻子联盟联络人王万军的家。孩子失踪后，王家耗尽钱财，家中以砍断的木桩做凳，“全部家当一个担子就能挑起”。原来“高高大大、标致(相貌好)”的王万军，在经历了6年找寻之后委靡得不成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