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三天后，果然有人来电话了。

“我看见一个小孩被一个女人抱走了。”有人说，并形容了那个女人的模样。

“我看见你的小孩被放到一个车上。”有人描述了一番车子的形状。

又有人十分肯定，见到的就是戴家的特特。

每条线索戴家都闻风而去，却徒劳而返。

愁云笼罩了整个戴家。那些天，王丽玫躺倒在床，不吃不喝也不说话。戴宏科已经六神无主。能够拿主意的只剩下戴子初。

“两三天工夫特特肯定被带远，光在怀化发寻人启事显然不行。”戴子初考虑着下一步方案，决定扩大寻找范围。

他们给28个省区下辖的所有市、县公安局刑侦大队发去了装有两份寻人启事的信函，请求他们协查。2800多封信，从查实地址、邮编到装订，戴家人和另外3个亲戚花了一个星期，去邮局邮寄时拉了好几板车。

戴子初后来只收到了3封回复。一封来自湖北，两封来自湖南，说当地有人买了小孩。他们打电话去了解，但都不是特特。

全国大拉网

特特在哪儿？是被卖给别家收养了吗？养父母对他好还是不好？他有没有哭闹？还能记得亲人吗？……特特失踪后，戴家人愁肠千结，牵挂特特的安危。

谁都不愿做最坏的打算——特特已经不在人世。

在特特失踪23天之后，2004年4月16日，戴家发动了一场声势更为浩大的寻人攻势。

戴子初组织了4组共16人的寻人小组，分别由李丽华、儿子戴宏科、自己的叔伯兄弟和他们的妻子领队，分赴福建、浙江、广东、海南、江西、安徽、湖南和湖北等地，负责在省会城市、大的市县火车站、长途汽车站散发寻人启事。他自己则负责举报人的异地线索查证。一个在长沙的朋友帮忙负责后勤。除领队是自家人外，其他成员皆外聘而来，包食宿行费用，并按日付给三四十元钱的工资。

更多的报料电话打了进来，有人还自称人贩子或认识人贩子。不过，接听多了，戴子初大致摸出了规律。多数人会在电话中这样说：“我没钱打电话了，你汇100元话费过来。”一开始，戴子初总会及时汇钱过去，接着第二个电话来了：“在某某路的桥上等，过来后小孩可以送过来，不过要给几个路费钱。”

戴子初于是要求和小孩说话。一开始，打来电话的人总说好，但片刻之后就换了说词，说因为生疏了，孩子不肯讲话。

戴子初学会了应对：第一要先看照片；第二索要电话，尽可能核查来电人的身份，确定真实性；第三要求去派出所看孩子。但类似的骗局，此后他还是经历了80多次。

去派出所看孩子，有时也会麻烦不断。戴子初说，在他走过的某些偏僻之地，经常钱给了，烟也送了，孩子还是看不到，因为派出所要通过村里的书记。可是有时今天书记不在家，明日派出所说要开会，等真正腾出时间带去见小孩时，小孩已经不见。后来有人偷偷告诉他，一个小时前小孩还在家里。

失财也在所难免。戴子初掉过两部手机，都是举报人跟他同宿时趁机拿走的。最奇的一次是在河南驻马店。一个长相和穿着都还不错的年轻女子从长沙经洛阳，一路跟他到驻马店。相安无事四个晚上之后，戴子初被窃1000多元。至今他想起此事仍觉蹊跷：那女子看起来像个正经人，跟了那么久就图1000多元？

短短两年的寻找中，戴子初见识了形形色色的人，有人趁火打劫，有人落井下石，当然也不乏慷慨热忱之人。

湖南某地派出所有人打电话说，听闻邻县有户人家在武汉当军官的哥哥，花5000元给弟弟买了一个5岁男孩。他当即联络涉地派出所，对方马上派人去核实，确认了有这样一名男孩。戴子初迅速赶往当地，当地派出所所长亲自开车随行。村子在山里面，警员们跟着他徒步翻山两小时。

但是，不立案给他带来了相当大的麻烦。戴子初曾接到举报，说只要通过一个电话号码找到一个人，就能找到孩子。三个举报人分别从广东、安徽、河南三地打来电话，口音不一样，说的却是同一个地点、同一个人。

戴子初查实确有这个地点、也试打过这个电话号码，确实有人接听。

怕惊动对方，戴子初写报告，到涉事地湖南株州市公安局，请他们帮助协查。见他抱着一大堆资料前来，领导动了恻隐之心，开会研究2小时后决定帮查。一个工作人员问他：“立案了没有？”戴子初答复说没有。“没有立案我们不能协查。要怀化市公安局来人。”对方说。戴子初于是折回老家，请求怀化市公安局派人，但公安局回答说，没有立案不能出警。

儿童失踪，只有立了案的才最终有可能被解救。但因各种原因——无指向、无有效线索、无证据、不清楚案件性质不予立案的失踪儿童仍然占了相当大的比重。戴家只是其中之一；江西九江人余小锐之子余冠雄失踪6年也至今未被立案。一些家庭因此猜测，不立案是因为这样的案子难破，公安部门怕影响破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