暑假期间，学生们白天到单位实习，晚上去搜索名人博客，比尔·盖茨、巴菲特、李嘉诚、周笔畅……每个人按照自己的爱好特长，把能想到的名字试了个遍。博客上留的电子邮件地址都会收到一封求助信。

费冰消以西南政法大学为圆点，向目力所及的司法界、学术界名人发求助邮件。求助信像漂流瓶中的小纸条一样，在半熟人组成的学术圈子里传递。

西南政法大学的一位短期访问学者捐献了500元，他在电子邮件中委婉地提醒从没见过面的费冰消：病人需要的50万，不可能这样几十几百地凑起来。

7月下旬，费冰消从另一个“军师”那里得了个主意：学术名人难以引起社会关注，还是得找社会名人。一旦社会名人参与其中，不管捐款与否，都容易成为媒体事件，成为媒体事件之后，才有可能获得大额的捐助……这个主意来自在西政新闻专业的一个研究生。

费冰消觉得有理，但是名人在哪里呢？按照博客上的电子地址发过去的邮件封封杳无音信。

一番搜肠刮肚之后，费冰消想起了一个儿时的伙伴，她现在是一家都市报的娱乐记者。

对方直接了当地回绝了费冰消要明星电话的请求：“传出去，我就别想当娱记了！再说，给你，你也没用，人家一接电话就知道是来要钱的，没人会搭理你。”

7月30日晚上，朋友终于架不住费冰消在QQ上死缠烂打，随便给了5个号码。“她的意思是让我试试，我就死心了。”费冰消说。

5个号码依次拨过去。一个空号，一个无人接听，另外两个号码的主人听到“白血病”、“50万”、“募捐”，冷静地说了一句“你打错了”，挂断电话。第5个号码拨通的时候，费冰消已经沮丧到了极点，她甚至忘了跟电话那头的张纪中寒暄，上来就说：有件事你爱信不信，爱帮不帮，但请你听我把话说完。

许是这个开场白太古怪，张纪中耐心听费冰消把话讲完，并以不可思议的爽利答应给周芬芬打电话，他本人捐助2万，并会动员《鹿鼎记》剧组。在电话里，他甚至没有稍微求证下事情的真伪。

费冰消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从网吧回家的路上，她边走边发短信向熟人报喜，一不留神掉进路边的排水沟，损失了一双凉鞋，磕青了两条大腿。

8月1日，张纪中的侠义相助成为重庆、江西两地都市报上的新闻。尝到甜头的费冰消以“用完之后立刻烧掉”为条件，从娱记朋友那里缠磨来更多的电话号码。但是，她期望的晕圈效应就并未因此出现。“报纸出来之后，在本地没有捐到一分钱。”

骚扰机

“我觉得我没干应该干的事。”

报纸产生的晕圈效应是，让费冰消从小范围的“骚扰机”变成众所周知的“骚扰机”。

“向名人求助是想通过舆论向名人施加，将名人搬上前台，有点强人所难的味道。”江西的都市报在近两千字的后续报道中，引用了南昌大学一位社会学教授对费冰消向名人募捐事件的看法。

在那些报道中名人们是这样出现的：“连日来，她发动几名学生一起不断地给李嘉诚、张纪中、周笔畅、那英等名人以及全国法学界知名人士发出邮件，请求他们的支持和帮助。”

报上那条短短的评价像火星一样，迅速引发了西南政法大学“西政公社”论坛的讨论。

“如果有人在街上持凶抢劫。10个围观的人都没有出手相救，其中1个人是散打冠军。这个散打冠军是不是要比别人承受更多的谴责？当人们对他提出更高道德要求的时候，是不是意味着降低了对其他人的道德要求？”雷译问身边的同学，“是不是‘能力越大，责任越大’？”——这是周星驰电影《功夫》的一句台词。

作为“西政公社”上为周芬芬募捐的版主，雷译曾要求费冰消提供证明周芬芬病情的诊断材料、受捐助人的个人信息和银行账户信息，还希望受捐助方能成立一个组织代周芬芬管理善款。“每个捐助者都希望他们的钱真的花在救助对象的身上。”言谈之间，1981年出生的雷译姿势老成地一根接一根地吧嗒着“天地”牌香烟。

“现在社会上的捐款太多了，都有审美疲劳了。”他和身边同学很理解名人的尴尬。“我们都是小人物，捐不捐款也没有太大的压力，捐完就完了。而我们做这件事的成本又很低。我们相信自己的同学，就不用去核实事情的真伪。而名人呢？有10个人向你求助，9个你都帮了，第10个你是帮还是不帮？如果你不帮，别人会怎么说你？如果你帮了，什么时候是个头？”

费冰消觉得他的诘问有理。但她没有更好的办法。给名人打电话仍旧是她生活里最重要、最有指望的事情。

费冰消的黑色皮革书包里装着治疗咽炎的药、揉成一团一蛋的零钱、车票和包成一卷的替洗衣服、洗漱用品。跟几百个电话号码放在一起的是两页纸的论文书目。她希望在城市里四处乱撞的时候如果碰到书店，可以进去翻翻书。但暑假快过去了，她的愿望一次也没实现过。到北京上新东方、为考博备战、写论文的计划全都成了泡影。每次看到论文题目她都难受，“我觉得我没干应该干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