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宋代的典籍里，提出了文身的另一个问题：以文身别贵贱。宋·乐史首先提出，文身时，豪富文多，贫贱文少，“但看文之多少，以别贵贱”。周去非说“婢使不绣”。关于这一点，清代屈大均在《广东新语》中反驳说：过去以为黎女文身是美，多绣为贵，婢媵不得绣。这些说法，“皆非也!”
历代记述黎族妇女文身的典籍不少，里面所述，多是客观记载，不加褒贬。但是，对于这种承传几千年的，自东汉以来，时有主政者认为是陋习，规劝黎家妇女革除。东汉明帝永平十七年春二月，“儋耳慕义贡献”。据黄佐《广东通志》载，同年，明帝拜僮尹儋耳太守，僮尹在规定“官吏毋贪珍赂”的同时，“劝谕其民毋镂面颊”。显然，僮尹将老百姓的文身与官吏贪赂等同，都在革除之列，不同的是“劝谕”与“戒敕”罢了!“劝谕”的效果并没有达到僮尹的目的，文身的习俗并没改变，一直延续下来。到了明代，俞大猷《黎族图说》中，也提到当时有“禁文身”的建议。民国初年，政府一再下令禁止文身。但屡禁不止：“自1924年以来，官厅布告禁止，违者科罚，于是黎族青年妇女涅面者渐少。但在远山穷谷地区，涅面文身者依然如故。” 20世纪30年代，抚黎分署又雷厉风行地严格禁止文身，也收效甚微!直到现在，在黎族聚居地的某些方言，个别健在的老年妇女中，还有的在脸上、胸上、手上和腿上绣着传统的图案。最为突出的个别现象，是东方市西方村有妇女在1963年还进行文身。作为黎族传统文化，文身悠久，也有其相对的稳定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