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羡林的实力不仅体现在他通晓西域古文字上，更体现于他以语言文字为工具对文化交流和思想方法的科学研究。最杰出的成果是他晚年的学术专著《糖史》。该著作从探究各民族加工食用糖的工艺入手，通过对各种语言进行比较，描绘出了一部各民族间的文化交流史，在方法论和史论上都别开生面。
季羡林一生通晓十几种外语。他学习外语的诀窍就是19世纪一位德国语言学家的办法，“把学生带到游泳池旁，把他们推下水去。如果他们淹不死，游泳就学会了”。季羡林在德国学习了近十种语言，没有一种是靠老师讲解语法与单词的，都是直接“到水里”阅读原文。由于勤奋与执著，季羡林没被“淹没”，反而成为了“游泳健将”！
学术高峰：研究大师激发思想之光
洞悉历史，揭示人性，是季羡林对时代的一大贡献。他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和介绍栩栩如生，深刻地揭示了历史人物的人格境界和思想内涵。其中以他对胡适和陈寅恪的研究、阐述最具代表性。
季羡林说，胡适是个有影响的大人物，是推动中国“文艺复兴”的中流砥柱，是五四运动执大旗的领袖人物。胡适的“大胆地假设，小心地求证”这十字诀对开创研究方法、振兴学术繁荣有重大贡献，对青年学者有深远的影响。胡适最让季羡林钦佩和感动的是“毕生奖掖后进”。季羡林由衷地说：“平生不解藏人善，到处逢人说项斯。胡适之先生正是这样一个人。”关于胡适的思想，季羡林精辟地指出，胡适是个爱国者，他既不赞成共产主义，也不赞成三民主义，胡适推崇的是美国式的民主。胡适当过国民党驻美大使，算是高官，但他经常写文章提倡好政府主义，甚至公开不赞成孙中山“知难行易”说。但胡适从未写过批判共产主义的文章。在台北凭吊胡适先生时，季羡林看着墓碑上“德艺双隆”四个大字，久久不愿离去。
谈到陈寅恪先生，季羡林说，寅恪先生绝不是为了考证而考证，他在考证中发掘了极深刻的思想外延。读了他的著作，绝不是仅仅得到一点精确的历史知识，而会得到深刻的思想启迪，让人豁然开朗。季羡林认为，中国优秀知识分子有两个特点，一个是根深蒂固的爱国心，一个是“硬骨头”。寅恪先生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就与“硬骨头”的说法有相通之处。季羡林说：“我讲寅恪先生是‘一个真正的中国人，一个真正的中国知识分子’，前一句是歌颂寅恪先生的爱国主义，后一句是赞美他的‘硬骨头’精神。”
拥有这种厚积薄发治学之态的季羡林，在晚年提出了更多主张和观点：
由于汉语语法现代化研究一开始就借用西方逻辑，没能分清汉语和西方语言的根本不同，所以，季羡林说：“我建议，汉语语法的研究必须另起炉灶，改弦更张。”
中国古代没有系统的美学著作，但有独特的美学观点，因此，季羡林认为，中国美学必须彻底转型，必须大破大立，另起炉灶。
由于受到欧洲中心主义的影响和我们一些人自信不足，因此在国际文艺论坛上缺少中国的声音，有人形象地说，中国患上了“失语症”。季羡林呼吁：“只要我们多一点自信，少一点自悲，我们是大有可为的，我们决不会再‘失语’下去的。”
天才与勤奋的关系究竟如何呢？有人说“九十九分勤奋，一分神来（属于天才范畴）”。季羡林说：“我认为，这个百分比应该纠正一下。七八十分的勤奋，二三十分的天才（才能），我觉得更符合实际一点。如果没有才能而只靠勤奋，一个人发展的极限是有限度的。而没有得到机遇，天才会白白浪费了。”
【为人篇】
《牛棚杂忆》：一面人生与历史的镜子
季羡林在介绍《牛棚杂忆》时写道：“这一本小书是用血换来的，是和着泪写成的。我能够活着把它写出来，是我毕生最大的幸福，是我留给后代的最佳礼品。愿它带着我的祝福走向人间吧。它带去的不是仇恨和报复，而是一面镜子，从中可以照见恶和善，丑和美，照见绝望和希望。它带去的是对我们伟大祖国和人民的一片赤诚。”
《牛棚杂忆》记述的是1966年至1976年十年间，季羡林本人在北京大学的不幸遭遇。季羡林说：“我实在不愿意再回忆那段生活，但有这种经验而又能提笔写下的人无虑百千。为什么都沉默不语呢？这样下去，等这批人一个个遵照自然规律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那些极宝贵的、转瞬即逝的经验，也将随之而消泯得无影无踪。对人类全体来说，这是一个莫大的损失。对有这种经验而没有写出来的人来说，这是犯了一个极大的错误。最可怕的是，我逐渐发现，十年浩劫过去不到20年，人们已经快把它完全遗忘了。我恐惧，是因为我怕这些千载难得的经验一旦泯灭，以千万人遭受难言的苦难为代价而换来的经验教训，就难以发挥它的社会效应了。我还有一个牢固的信念。如果把这一场灾难的经过如实写出来，它将成为我们这个伟大民族的一面镜子。常在这面镜子前照一照，会有无限好处的。”
钱钟书先生曾把“文革”中的人分为三种：受屈挨斗的、随大流做错事的、有意作恶的。对那些有意作恶者，季羡林给予了彻底的揭露。他说这些抄家打砸抢的，他们之中肯定有好人，一时受到蒙蔽干了坏事，这是可以原谅的。但是，大部分人恐怕都是乘人之危，借此发泄兽性的迫害狂。如果说这样的人不是坏人，世界上还有坏人吗？
季羡林在对有意作恶者进行鞭挞的同时，更时时不忘对人性美的歌颂。在一次被批斗得几乎昏过去时，身边两位一同挨斗的教授把他扶回了家。季羡林感慨道，这种苦难岁月中的情谊，让人三生难忘。一次，季羡林因病去医院，“黑帮”难友马士沂一定要用小车推他去，季羡林虽然不敢坐，但他在心里说：“这一番在苦难中的真挚情谊，我无论如何也忘不了。”
季羡林在《牛棚杂忆》中对他所目睹的这场浩劫的“北大场景”作了客观详尽的记录，最后从国家、民族、人类的高度提出了4个问题。其中最后一问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为什么能发生。季羡林说： “这个大问题回答好了，就会让知识分子放下心中包袱，轻装前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