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大精深 温厚敬诚
——季羡林的治学与为人境界
温家宝总理每年都看望著名学者、老科学家，这一次次昭示着中央对科教兴国方针的坚定信念。跟随着温总理的脚步，人们几乎可以年年在新闻报道中看到一位慈眉善目的世纪老人。这位老人就是学贯中西、博古通今的北京大学教授季羡林。他所研究的艰深学问梵文、吐火罗文、东方学已走出象牙之塔成为世纪“显学”。他那煌煌数百万言充满人生哲理的散文，畅销国内外，影响着几代读者。作为中国学界仅存的几位百岁学者之一，他彰显着中华学人渊博而仁厚的风范。
“国学大师”、“学界泰斗”、“国宝”是国人对季羡林先生的赞誉。然而，季羡林先生在《病榻日记》一书中表示：“三项桂冠一摘，还了我一个自由自在身。身上的泡沫洗掉了，露出了真面目，皆大欢喜。”在季羡林教授98寿辰之际，我们遵照季老意愿，不论其头上的光环，只论其如何治学，如何为人。
他的岁月
季羡林，北京大学教授，北京大学校务委员会名誉副主任，中科院院士。中国语言学家、文学翻译家、历史学家、东方学家、思想家、佛学家、作家。精通12国语言。其著作已汇编成《季羡林全集》。
1911年生于山东省清平县（现并入临清市）官庄。6岁入私塾读书。10岁开始学英文。高中开始学德文，并对外国文学产生兴趣。
1930年，考入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修习德文。
1934年，清华毕业后到山东省立济南高中教国文。
1935年，作为交换生赴德留学。
1936年，在哥廷根大学梵文研究所主修印度学，学梵文、巴利文。选英国语言学、斯拉夫语言学为副系，并加学南斯拉夫文。
1941年，获哥廷根大学哲学博士学位。
1946年至1983年，回国任北大东方语言文学系系主任。“文革”中受到“四人帮”及其北大爪牙的残酷迫害。“文革”结束后复出，继续担任北京大学东语系主任，并被任命为北京大学副校长、北京大学南亚研究所所长。曾是第二、三、四、五届全国政协委员，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
1988年，任中国文化书院院务委员会主席，并以学者身份出访多国。
20世纪80年代后期至本世纪初，对文化、中国文化、东西方文化体系、东西方文化交流，以及21世纪的人类文化等重要问题，在文章和演讲中提出了许多个人见解和论断，在国内外引起普遍关注。
2003年，因身体原因住进301医院，即使在病房里，每天仍坚持读书写作。
【治学篇】
求学德国：获得开启真理之门的钥匙
季羡林的学术造诣师承被称为中国学术良心和楷模的陈寅恪，源于学风严谨的德国。
1930年，季羡林考入清华园就读西洋文学系，而对他产生了重大影响、使他受用终生的却是两门非必修课：历史系陈寅恪先生的“佛经翻译文学”与中文系朱光潜先生的“文艺心理学”。其中，陈寅恪先生的课对季羡林的学术人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季羡林1935年留学德国，他的梵文老师瓦尔德·施密特正是陈寅恪的德国同学。季羡林与两位老师在“德国的彻底性”的学风上是一脉相承的。季羡林认为德国人具有喜欢研究与其距离遥远的东西的兴趣。他在解释何谓“德国的彻底性”时说，德国学者在研究问题时，首先是不厌其烦地搜集这个题目的相关文献，包括古代的和近代的、国内的和国外的，涵盖所涉及研究领域的各家观点、论证依据，以及各国同行的研究动态。然后才努力分析资料，得出合乎逻辑的结论。
在德国求学的岁月里，给季羡林留下最深印象的经历是“导论事件”。经过两年的扎实研究后，季羡林完成了论文的主体，想再写一篇导论向教授显示一下自己的才华。季羡林回忆说，他穷数月之力，翻阅了大量的专著和杂志，收集有关混合梵文的资料以及佛典由俗语逐渐梵文化的各种不同说法，写成了一篇洋洋万言的导论，巨细不遗。写完以后，自我感觉良好，沾沾自喜，亲自送给教授，满以为教授会对他大加赞许。结果事与愿违，教授只是用一个括号括起了全文，意思是统统删掉。他说：“这完全出乎我的预料，几乎一棍子把我打晕。”教授向他解释说：“你讨论问题时面面俱到，但哪一面都不够充实、坚牢。如果人家想攻击你，不论从什么地方都能下手，你防不胜防。”季羡林说：“教授用了‘攻击’这个字眼儿，我猛然醒悟，心悦诚服地接受了教授这一‘棒喝’，终生难忘。后来我教书时会经常向学生们提起这个故事，告诉他们写学术论文，千万不要说废话，应该做到每一句话都有依据。”
机遇与实力：当了7天北大副教授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季羡林于1946年在游学德国10年后回到了祖国。在陈寅恪先生的引荐下，他到北京大学文学院任职。按照当年北大的惯例，一般留洋归国的博士只能先当副教授，若干年后才能转为正教授。可就在季羡林当了北大副教授一周后，文学院院长汤用彤先生即通知季羡林被聘为正教授，兼任东方语言文学系主任。季羡林创造的这个纪录，至今在北大无人超越。
不久后，季羡林的学术功底和独特魅力在一场学术论争中得以显现。季羡林刚回到北京不久，偶然读到《胡适论学近著》，里面有谈到汉语“浮屠”与“佛”字谁先谁后的文章。文章中，胡适之先生与陈援庵（垣）先生关于这个问题有所争论，甚至言辞激烈。当年，陈援庵是辅仁大学（北师大前身）校长，胡适是北大校长，两位在学术界都是泰斗级人物，但他们对西域古文字的研究都不及季羡林。季羡林以对吐火罗文等佛经传播的原文语音演变的研究为基础，得出了科学的结论，并写成了《浮屠与佛》一文，平息了当时两位超一流学者言辞激烈的争论。这篇文章经陈寅恪先生推荐，刊发于当时最高学术刊物——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这篇文章也开启了季羡林对佛教传入我国途径的研究之门。50年后，他写了《再谈“浮屠”与“佛”》，为这个问题画上了一个相对完满的句号。季羡林说：“我有一个习惯，一旦抓住一个学术问题就终生不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