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科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副研究员高程日前在清华大学“中国崛起与世界秩序”论坛上表示，中国在崛起阶段提出的国际秩序观主要是缓解崛起的困境，让美国的盟国伙伴及一些中立国家更接受中国崛起的现实和态势；同时为国际秩序提供一种补充和修正，并与现有国际秩序共存。
高程认为，大国国际秩序观的形成，一方面是对内认同的需求，也是在现实的国际环境中，如何界定自己和外部世界的关系、国家之间关系的主张；另一方面，是对国际话语权的建构。
历史上崛起大国的国际秩序观在崛起阶段和成为领导阶段是有差别的。崛起阶段，国际秩序观的主张通常是对内服务于自身的需要，对外提高自己的国际话语权；上升到领导阶段时，国际大国的国际秩序观主要是稳定霸权的收益和地位。中国的崛起包括国际秩序观，它的内涵同样是在崛起的历史过程中形成的，有内部需求和外部共同作用。高程表示，中国正处于崛起阶段，国际秩序观正在酝酿和形成的过程中。
中国崛起
此阶段基于中国道路这样一套对外价值的主张，涉及到对内对外两个层面，对内如何自我界定国际大国的内涵，对外就是如何定位中国和外部世界的关系，包括如何处理大国之间的关系、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以及如何处理中国与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和西方文明体系的关系。
关于大国内涵，高程表示，改革开放后，中国接受了落后于西方的现实，从心态上说，在美国代表的西方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面前有失败的自卑感；包括文化方面，普遍认为西方的道路和价值观是成为大国的唯一的道理，是衡量大国的唯一的标准。
但我们看到随着中国实力的上升，中国看待自己作为大国的内涵正在发生自上而下潜移默化的变化。开始追求中国的发展道路与民族精神上的独立性完整性，这也可以看作是中国崛起的重要构建，包括重拾中国价值观，追求民族的独立性和完整性，以此作为大国的要件，而不仅仅是经济上和物质上的丰富。
中国一带一路战略
基于中国道路的国际秩序观，处理大国关系、周边关系，同时需要获得国际大国的合理性地位。在高程看来，“中国现在正处于崛起，不是当领导者的阶段。
实现崛起的过程中，美国客观上在国际秩序中容纳不了中国的体量。”中国现阶段提出的国际秩序观的功能还是要缓解崛起的困境，让美国的盟国伙伴，及一些中立国家更接受中国崛起的现实和态势。高程表示，中国在崛起阶段，不是挑战美国主导的现有国际秩序，也不是在西方语境下处理大国之间的紧张关系；而是要根据自身发展道路，为国际秩序提供一种补充和修正的可能性，能够与现有国际秩序共存。利用美国相对实力下降，维持霸权的方式带给世界的不满和不适，用开放和包容性削弱美国的强制性，通过这种方式获得中国崛起的合法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