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全力扑救，火势终于被控制住了。船虽能独自航行，但损伤却十分惨重。在轮船中部的上层建筑和驾驶桥楼，所有木质壁板完全被烧毁，金属壁板和构架则已扭曲变形。散步甲板上的所有餐厅、沙龙和其他舱室皆被烧毁，其他各层甲板的客舱、沙龙、餐厅、船务场所也遭到损坏。船头货舱被火花点燃，幸好灭火及时，火势才没有继续扩大，但大部分旅客携带的物品已难以挽回。轮机舱不透水隔墙发挥了作用，顽强地把火焰挡在了舱外，才使船头和船尾得以幸免。
除去物质损失之外，火灾造成了大量的人员伤亡，其中大多数都是在烈焰袭击客舱的最初几分钟倒下的。全船有40名乘客在火灾中丧生，两名乘务人员也被夺走性命：一位是水手斯克利普尼科夫，另一位是身着新潮尼龙服装的餐厅女服务员贡扬。在死难者中，有19名为妇女，15人为16岁以下的儿童。
9月3日，当救援人员靠近事故船时，船上的大火已基本扑灭。9月5日，“胜利”号驶入傲德萨港，获救乘客被转移到了“维亚切斯拉夫·莫洛托夫”号轮船上。
人为？
在对火灾事故进行调查时，调查人员还提出，火灾也有人为破坏的可能。调查人员推测，在亚历山大港口有大量乘客上船，一些破坏分子可能乘机混入其中，从而蓄意引发了火灾。这个假设的依据是，这批遣返回国人员上船后，在船上不同地方都发现了一种块状物体，像是某种矿石。它们在燃烧时可以放出蓝色火焰，并能达到很高的温度。苏联国家安全人员涅普里亚欣当时也在船上，他出于职业习惯拿了一块去琢磨，但他本人在火灾中丧生。也许是由于普里亚欣已死，调查机关并没有按人为破坏说继续追查下去。
司法部门经过反复研究，最终认定火灾的主因仍是电影胶片起火。因此，编外放映员科瓦连科、船长帕霍洛克、两名船长助理佩尔舒科夫和纳波金、电台台长韦杰涅耶夫、甚至岸上的黑海航运局电台台长特列季亚克和船队调度员涅费多夫都被收监。调查前后持续了大约5个月，黑海航运局海事检察长、着名船长格里戈尔也被请到法庭作证。1949年2月8日，苏联最高法院水运庭专程赶往傲德萨，开庭审理。庭长乌斯片斯基会同各检察员和律师，就火灾所造成的人员和物质损失，对“胜利”号船上领导人员提起了诉讼。
在当时那个年代，世界电影业普遍使用的是硝化纤维素胶片，它除了柔软、可塑、图像清晰之外，还有一个要命的缺陷——易燃。因为化学成分与火药十分接近，当把这种胶片加热到40度时，它就会像火药一样猛烈燃烧。当时的老放映员时常开玩笑说，太阳光一照都能把它点燃。鉴于这种情况，当年制定了极其严格的防火规范。因而法庭指出，火灾的起因是船上指挥人员和编外放映员的人为过失，是其粗暴违反防火安全规范的恶果。
在不完全否认“胶片因摩擦起火”的判断的同时，法庭还得出另一推断：火灾跟死去的水手斯克利普尼科夫有很大的关系。法庭经过调查后确认，在此次航程启航前，在明知船上只有一个可存放8部电影胶片的专门储藏室的情况下，船长帕霍洛克和消防助理纳博金竟无视安全隐患，一下子就接收了41部宽胶片电影，并将这些易燃的胶片放在了不具备防火条件的下层甲板客舱之间。斯克利普尼科夫是放映员科瓦连科叫来帮助倒片的，但这名水手对电影胶片的常识却一无所知。而身为船上的消防负责人，纳博金既没有让船员进行过消防演练，又对违反消防安全的现象不闻不问，许多船员竟然连灭火器都不会用。
因火灾让苏联政府极为被动，法庭对火灾直接责任人给予了重判：纳博金被判处监禁25年，船长帕霍洛克和放映员科瓦连科为15年，政工助理佩尔舒科夫10年，报务员韦杰涅耶夫8年。岸上人员因属间接有罪，所以进行了从轻处罚：黑海航运局电台台长特列季亚克被收监两年，船队调度员涅费多夫在原单位劳动改造一年，并扣除其间25%的薪水。
不知出于什么原因，法院在调查过程中忽略了一个事实，即“胜利”号从纽约出发前，曾经发生过一连串稀奇古怪的事情。在“胜利”号即将离港前，纽约当局做了个奇怪的决定，要求对“胜利”号进行全船消毒。尽管船长提出了强烈抗议，全部船员还是被迫在旅馆里住了两天。美国人强行登上“胜利”号后，他们的行为并无人监督。此外，一对准备离开美国的苏联外交人士夫妇发生了争吵。女人叫喊着不愿回国，执拗地跳窗而逃，美国人马上把她救起，并严密保护了起来。而她的行李此时已装上了轮船，恰恰位于船中部起火的位置。最为蹊跷的是，在“胜利”号实际发生火灾之前，美国的广播电台就提前播报了火灾的消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