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贵华：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是否定搞“文化大革命”“左”的指导理论，并不是否定这期间的全部建设工作。我们在《军史》中对“文革”时期我军发展建设仍取得很大成绩的基调，是依据历史事实得出的，不是事先确定的。比如：
第一，在全国动乱的局势下，由于我军始终坚持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保持了高度集中统一的指挥，因此军队始终没有乱。
第二，我军在“文革”中非常艰难的情况下，为维护社会的稳定和生产、生活秩序，作出了重要贡献，这是党和人民作出的评价。
第三，在“文革”期间，我军保持高度戒备状态，加强和落实各项战备工作，出色地履行了保卫国家领土主权、安全的职能，取得了边境自卫防御作战的胜利，打击和粉碎了台湾国民党军的窜犯、侦察活动，打击了美国军用飞机对中南地区的侵略和侦察，出色完成了援越抗美军事行动。
第四，在受到严重冲击的情况下，在周恩来、聂荣臻等领导人的保护下，一大批科技工作者顶着压力，艰苦奋斗，在国防科技尖端武器研制方面取得了令世界瞩目的成就。
然而，“文化大革命”对我军建设的干扰破坏是严重的，特别是干扰了武器装备的发展，使我军拉大了与世界发达国家军队的距离，这在《军史》第六卷中进行了充分的反映。应该说，没有“文化大革命”，我军的发展建设会取得更大成就。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在处理类似历史上存有争议的问题，比如关于四平保卫战、关于1958年军委扩大会议确定的“以我为主”的军队建设方针、关于1960年9～10月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和会议作出的《关于加强军队政治思想工作的决议》等问题，我们都采用了“结果分析法”和“辩证分析法”的原则，即通过每一个决策的指导思想和实践所导致的结果及产生的影响去“论证”，辩证地分析其好坏功过，从而力求得出准确客观的结论。
笔者：与其他史学着作不同，《军史》每一卷的结束都有一篇“基本经验”，用以回顾和总结本卷所写的历史时期我军建设发展的基本情况。为什么采用这样的编写方法？
杨贵华：这个“基本经验”是通过对该卷该时期（阶段）历史史实进行深刻分析、思考得出的，不是作者凭空杜撰的。读者如果认真阅读每条经验，就会发现，里面都用史实作了说明，有理有据。如第一卷中“必须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从同王明、张国焘“左”的和右的错误路线斗争中得出，有着正反两方面经验和深刻教训；必须实行正确的军事战略指导，是从第五次反围剿作战失败的沉痛教训中得出的。再如第五卷中必须“坚持‘以我为主’的方针，正确处理发扬优良传统与学习外军经验的关系”，是通过上世纪50年代学苏军、错误开展反“教条主义”斗争的事件及以后处理二者关系的实践中得出的。这些经验，可以引导读者对历史进行深刻反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