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意思的是，这位郝县长还兼着农稻田公司经理一职，属于典型的官商。
估计他平日里油水捞得比较足，因此财大气粗，这一年在万宝山地区一气租了三千亩荒地。
既然是荒地，就是需要雇人开垦的。郝永德身为一县之长，自然懒得管理这种破事，便把荒地的使用权又转租给了在周围居住的朝鲜农民。
转租可是要付租金的。朝鲜农民为了尽快使荒地变成良田，在最短的时间内把老本赚回来，他们决定开河挖渠，引伊通河水对田地进行浇灌。
说干就干，近两百名朝鲜农民挑灯夜战，开始了大生产运动。
一旁的中国农民可急了。因为他们要挖的这条水渠，长约20里，深度和宽度达到3丈有余，简直就是一条小支流，而中国农民耕种的几万亩熟田(指耕种多年的良田)，地势较低，随时可能被渠里的河水淹没。
不管哪一国的农民，土地对他们来说，就是命根子。
跟朝鲜农民交涉，对方不理。
流我们的汗，挖我们的渠，浇我们的田，于你们有何相干。
中国农民无奈，只好集体上访。
农民申诉，政府不能不受理，估计就是按照这个办事逻辑和程序，县里派人下去干涉，劝阻朝鲜农民，要求他们停工。
这时，日本驻长春领事馆开始插手此事。他们也派人到达现场，不过这些人不是普通工作人员，而是带着机枪上阵的日本警察。
事情弄到这个地步，郝永德和他的县政府竟然来了个装聋作哑，既不向上报告，也不采取措施，甚至下面连个中国警察都没加派。
郝永德，实在是既不“好”(郝)，也没有什么“德”。
他大概认为这种情形下，自己两不吃亏：水渠建成了，反正土地的所有权在我，租约到期了还可以收回良田，只有好处；渠建不成，该向朝鲜人收的租金也一分不会少。我怕个鸟啊。
有了武装保护，朝鲜农民更加有恃无恐，日以继夜地挖渠筑坝，工程进度大大加快。
眼看水渠就要完工，而自家县衙的态度又如此暧昧，中国农民忍无可忍，被迫自动集合起来上前填渠。
一个要填渠，一个要开渠，双方互不相让，立刻发生了大规模冲突。
日本警察随即介入冲突，并公然开枪，造成中国农民伤亡，由此引发了“万宝山事件”。
这一天是民国二十年(1931年)7月2日。
本来“万宝山事件”是日本占尽便宜，但最后叫得最凶，哭得最响的却是日本人。在他们的宣传和煽动下，“中国排斥朝鲜人”的舆论遍及朝鲜。
朝鲜人民族意识极强，在被迫沦为日本殖民地后，反日活动从未有一天停止过。日本这次有意识的祸水东移，使朝鲜把对日本人的仇恨转移到华人身上，因而引发了一系列骇人听闻的排华运动。
一周之内，袭击在朝华侨的暴行不胜枚举，华侨死伤无数。房屋被烧十之有九，就连中国驻汉城领事馆也被暴乱分子捣毁了。
在日本国内，主张对中国强硬的论调则几乎形成了一边倒的趋势。仅仅三年前，日本在野反对党还因为田中内阁“支持”暗杀张作霖而大吵大闹，三年后，他们已经改弦更张，与时俱进地跟上了潮流，转而猛批若榇内阁对中国执行的是“软弱外交”政策。
政友会老大森恪还组了一个代表团，由他亲自带队，到东北和朝鲜兜了一圈，回来后便在国内大造舆论，摆事实讲道理，证明“万宝山事件”不能就这么完，一定得把失去的场子给找回来。
大家都这么革命，贵为首相的若榇想想再不表现一下，又得因为“落后”而被炒鱿鱼了，于是赶紧也站出来，捋袖子，伸胳膊，秀肌肉，哭着喊着要跟森老大比“强硬”。
军部和关东军怀着幸灾乐祸的心情注视着所发生的一切。在他们眼里，政府不管如何表现，始终都是四个字：软弱无能。
只有他们手中的刀把子，能证明一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