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4日和5日，张闻天、毛泽东、彭德怀将关于与王以哲订立口头协议等问题电告各方，通告口头协议于3月5日执行，并要求遵照执行，给予六十七军以粮柴之便利。对六十七军人员通过马路者，表示好意与欢迎，入苏区办货者加以保护，务使我方军民与六十七军官兵结成亲密之关系，以达到进一步与整个东北军订立抗日讨卖国贼协议之目的。
3月4日，张学良驾机飞到洛川与李克农谈判。在持续至5日凌晨的会谈中，双方有共识，也有争论，但均以诚挚坦白之心态，气氛相当融洽。李克农根据中共瓦窑堡会议精神对张学良的种种疑问予以解释，同时转告了东征红军的战果，再次提及对作战地图的需求。张学良对军用地图之事表示可以相助，希望中共派全权代表毛泽东或周恩来与他进一步谈判。
3月16日，李克农赶到石楼向毛泽东等汇报。中共中央判定张学良的抗日要求有诚意，决定以周恩来为全权代表去肤施与张学良谈判。同日，毛泽东同彭德怀致电王以哲，将中共中央上述决定通知他和张学良，并对他赠送图书表示感谢。
1936年4月，中共中央与张学良部东北军达成了初步的合作协议。从协议内容可以看出，停战前提下的“经济通商”均为历次会谈的核心内容。一定意义上讲，“经济通商”不仅成为中共从苏区外获取物资给养保障的变通方式，同时也增强了与东北军的信任——毕竟是“通商互济”，被红军围困的东北军同样需要。正是在此过程中，张学良部已开始暗中接济中共领导的红军，尽管这些接济还是有条件的、少量的。
周恩来和张学良在洛川实现会谈。张学良不断为红军提供弹药和经费4月9日夜，周恩来与张学良在洛川实现了历史性会晤。
就联苏抗日问题，张学良非常盼望能获得苏联的援助与支持，关切苏联是否真心援助中国。周恩来予以肯定回答。
在约定经济通商的基础上，周恩来明确表示中共和红军目前给养困难，请张学良帮助采购无线电器材、医药卫生器材等。张学良应允：普通购物由红军在其防地设店自购，无线电、药品代为办理，并可送弹药。关于具体的弹药补充数额，时任第一二九师副官处长的吕伟绩（曾任张学良将军侍卫官）说：“张学良将军与周恩来副主席在肤施秘约协议，张给红军补充弹药总数为1100万发，由东北军一二九师及一○八师师长张文清和骑兵军军长何柱国部分别补给”，并绝对保密。吕作为承办人，虽没有参加肤施会谈，但所言应当具有一定的可信性。记录这一回忆的李铁醒也这样认为：“我们东北军第一二九师驻延安第三十八团少将军需王德环是代表我方的直接联络负责人。因此项秘密补给工作绝对保密，我东北军一二九师政治部就是监视我们部队行动的。万一戏法变漏了，不但个人有杀身之祸，东北军全局也都输掉了。由于吕伟绩担任东北军一二九师代理处长，秘密给红军补给步机枪弹和军用物资等的事实是可信的。”同时，张学良表示：我方库存军用物资已调入陕西，包括红军在内，两三年也用不完，这事我完全负责。张学良还对周恩来讲：我有一大笔私款可作抗日军费。
4月10日清晨4时，张学良送周恩来一本《申报》60年纪念印制出版的中国第一本精确的等高投影设色按经纬度编绘的全国地图作为留念。他同时以私人名义出资，当场向中共捐赠2万块大洋。据时任张学良部粮秣处长的张政枋回忆，有此项支出。另有一说：张学良送给中共5万块大洋，不是2万块。笔者2004年10月访沈阳张氏大帅府原馆长杨景华时，他说：1994年7月20日杨尚昆到我馆参观时回忆，当年周恩来与张学良在肤施会谈后，张学良问周恩来，贵军有多少人？周恩来巧妙地伸出5个手指头，答说，共有5个军。张学良又问：贵党有几位中央领导人？周恩来答，有五位（指张闻天、毛泽东、朱德、彭德怀、周恩来）。张学良听后讲，那我就送点生活费给五位领导人，表示一下意思。事后，张学良派自己的粮秣处长张政枋用2辆汽车，将5万银圆，分装在23个麻口铁桶中，送给红军。我就是这批银圆的接收者。当时打开桶，看到里面是全新的银圆时，流出了眼泪，感叹真是解了燃眉之急。后来，张学良没少接济红军物资，这些接济的物资一直由张政枋等人运送，时间截至1936年12月9日，西安事变前夕。
杨尚昆曾任东征军的政治部主任及后来抗大政治部主任、前敌总指挥部主任、军委政治部副主任等职，其回忆应当具有一定的权威性。只是年代久远，当中不免时间上张冠李戴。但至少5万银圆事，被其他史料佐证过。笔者以为，周、张肤施会谈后即送5万银圆不太可信。对证后来张学良曾专门送过中共5万银圆，也许杨尚昆所忆当是此次。需要说明的是，2001年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杨尚昆回忆录》中，并没有记录上述内容。此次会谈后，张学良又送中共20万法币。相比消耗红军相当大精力、历时75天的东征所得——扩红8000人、筹款30万元，再考虑到当时中共和红军的给养窘境，2万块大洋和20万元法币对于中共来讲无疑是雪中送炭！
张学良如此大方，与他的思想和处境不无关系。其一，张学良与中共有着共同的时局理念——抗日，这是身负国恨家仇的张学良的信念。其二，张学良看重与中共联系的苏联。张学良认为，中国抗日需要大量的军事物资援助，而联络着苏联的中共是获取苏联军事援助的关键。特别是当张学良此前不久获知南京中央政府正通过董健吾等秘密接洽中共后，更深知联络中共和红军乃是大势，不是一时之利。因此，张学良接济中共，既是想真诚地帮助暂处困难中的中共和红军，同时也是从长远的联共抗日打算，绝不是一时冲动讨中共欢喜，否则就不会在此后源源不断地接济中共和红军。
关于军用品购买须有一专门组织，有专门负责人去洛川或西安，与王或张专门接洽此事。张、王是否真有诚意与决心，以其对此事之态度为证。”
事后证明，张学良很真诚，中共的诸多要求均得到满足。随着经费的日渐拮据，中共为立足与发展，当然会日益倚重真诚合作且慷慨大方、存有家底的张学良。
4月22日，周恩来应约派刘鼎到张学良身边工作。刘鼎成为在张学良处为红军经常接洽东北军援助物资事宜的主要负责人。为此，他还专门购置了一辆大轿车，建立起通往苏区的交通线，将大量援助物资运回苏区。同时还联系上海，购买在西安采办不到的医药器材和药品等急需物资。
洛川会谈后不久，中共中央还派朱理治驻西安张学良处负责联络工作，同时派刘向三接替李克农驻洛川王以哲处负责联络工作。为了保密，王以哲称刘向三为同学。其间，王以哲知道红军生活困难，枪支弹药缺乏，经常援助。有一次，他把亲信、军械处长范长庚找去，让范长庚把存在洛川的2000多支步枪用汽车送给红军。不久，范长庚又从肤施的军械库中提取账外的70万发子弹给红军，刘向三联系了20多匹骡子，运送了两次才全部运到苏区。类似的事还有多次，范长庚经常把清理前方仓库后多余的账外物资交给红军。一天，王以哲还派人给刘向三送去一个大麻包，红漆大印加封，内有法币10万元，让他送回苏区。除直接拨给红军物资弹药、经费外，王以哲还为红军代买一些物资。一次，第一二九师趁向驻肤施第三十八团补给军粮的同时，为红军代买电池、电子管、蜡纸、油墨、甘油等22驮，送到肤施东10里的天主教堂，由红军联络站接收。作为回应，红军按王以哲的要求，与陕甘苏区政府一起发动群众，扩大对第六十七军的卖粮草运动，保障王部供应。毛泽东、周恩来于6月28日亲自布置任务，令盐池、定边部队运送5000斤食盐到吴起镇，解决东北军的盐荒。周恩来还特意给范长庚写信表示致谢。
4月底，周恩来为落实毛泽东等人提出的请张学良“送弹药”事，通过刘鼎向张学良提出援助红军部分子弹、被服的两种方案：a.在甘泉到延安的大道上，彼方（张学良部）送子弹，我方（红军）去“夺取”。b.彼（张学良部）派一师兵“进攻”瓦窑堡，我方（红军）预先避开，留一些废枪，彼（张学良部）取此而留下子弹。
5月4日，中共中央决定结束东征，挥师西渡。当刘鼎将此情况转告张学良后，张非常高兴，感谢中共虚心接受结束东征的建议，并希望早日与周恩来再次会谈。7日，张学良通过中共联络代表朱理治转达对当前双方关系的意见，并应允周恩来提出的提供子弹、被服之事。对周的两种方案，张学良认为，a法“不甚好，因恐双方有损失”，b法则“较安全”。对于周恩来同时“要求之地图，彼（张学良）已准备好同样的两份，一份已交周带上，一份他恐失掉，故留下，以后再设法送”。当日，中共中央复电刘鼎转张学良，答应周恩来与其再次会谈，愈快愈好。
四五月间，经周恩来和张学良确定弹药接洽方式后，张学良密令将洛川第三兵站所有步枪子弹尽数秘密拨给红军。受命后，第一二九师副官处长吕伟绩令东北军第一二九师兵站向第三兵站全部发出后，派副官吴惠民、少尉副官陈洪涛带马驴驮400驮，送往肤施东10里天主教堂交给红军联络站，经手人是刘向三。共送了2次，大约数目是210万发。另有雷管2箱，甘油1大桶（50加仑）。
中共中央酝酿红军西征和出兵陕南计划，周恩来请张学良为红军提供必要的现金和军火帮助1936年5月中旬，中共中央酝酿红军西征。同时，决定派红二十八军出陕南，与陈先瑞部第七十四师会合，转进河南，争取在鄂豫皖三省间取得新的发展条件。5月12日，周恩来与张学良秘晤于肤施。会谈中，周恩来向张学良通报了正在酝酿中的西征和出兵陕南计划，着重地请张学良提供红军必要的现金和军火帮助，提出了七九子弹10万发的单子，要求将其中6万发运送至肤施城，另4万发送给将出陕南之部队。
5月22日，西征红军出发不久，周恩来致电东北军，商讨红军去陕南行军路线，要求张学良迅速依照前议调拨七九子弹10万发，从中抽3万发至4万发于临潼附近，以便交红军去陕南的部队，其余子弹则仍依前定办法在肤甘之间转交红军。
5月下旬，中共中央得到两广可能发生事变的消息，同时张国焘所立“第二中央”出现“松动”，遂决定暂时中止出兵陕南计划，但未中止请求张学良援助子弹一事。29日，周恩来电告刘鼎转告张学良此事，强调：弹药仍甚需要，望商张学良设法拨给，并在甘泉、肤施道上或其以北地点交付为盼。同期，红军总部两位联络员（小刘、小赵）携带十几驮白银（元宝）到东北军一二九师副官处找吕伟绩代处长，到西安购买布匹及一部分通信器材和药品。经双方协商，两人扮成一二九师的军官，一位是上尉军需，一位是中尉副官，由一二九师情报队长郭振中陪同，到一二九师西安留守处找杜景阳上尉副官，由杜设法将硬货币变成能用货币，再向市场采购物资，再用一二九师的3部大卡车于夜间分批经洛川运回苏区。
6月1日，6万发子弹如约送到延安。王以哲电告周恩来：子弹6万发已至肤施，待弟到肤施后再电取法。对此，周恩来致电表示感谢：“承拨子弹，足证兄等待人如己，不分界限，有如兄弟手足，曷胜感纫。”
6月初，两广事变起，中共中央看到了加速推动“西北国防政府”的必要。事变后，张学良积极护送中共代表邓发前往苏联，主动派出代表经上海和新疆与苏联进行联络，探试苏联的态度，担心与红军谋变后无法取得苏联的援助。
6月中旬，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恢复电报联系。16日，中共中央在给共产国际的长电中称：为了策应两广及华北的局面，西北的发动决定提早。在电报中，中共中央提出当前主要困难是经费和装备问题。电报称：东北军一旦脱离南京政府，则财政来源完全断绝，加上红军，每月至少应得到共产国际300万元的资助。同时，东北军脱离南京后，武器装备的来源也完全断绝，因此飞机、重炮、各类步枪、机枪、架桥设备以及各种弹药，都需要来自共产国际的援助。形势所迫，使中共与张学良把举事的关键均集中在苏联方面的后勤保障上。但事事难料，两广事变不久即被蒋介石平息，此事便不了了之。
红军会师大西北之际，冬衣严重缺少，张学良伸出了援手就在红军与东北军建立起军事统战关系，从张学良处获取给养接济之际，中共与南京中央政府的谈判逐渐升级。共产国际并没有把希望寄托在张学良身上，而是把目光集中在了蒋介石身上。8月上旬，潘汉年从莫斯科辗转来到延安，传达共产国际对统战工作的方针。此后，中共决定在忠实进行抗日准备、实行国内民主与停止“围剿”的前提下，与国民党中央政府谈判解决苏维埃、红军的问题。8月12日，潘汉年受中央委派，赴上海与国民党谈判。
就在中共筹划与南京谈判的整体方案之际，红军开始面临一个新的给养困难，即冬衣问题。还在8月中旬，在冬季来临前，为迎接红二、四方面军北上，中共中央决定“加做三万五千套，连同红一方面军共七万套冬衣”，以备过冬。基于此，中共中央托路过西安的潘汉年向张学良借款筹衣。
从8月19日始，潘汉年与张学良连续会晤。潘汉年代表中共中央提出借经费5万元，并请解决部分冬衣。对借款一事，张学良“立刻应许”，表示可多借些；对冬衣一事，张请潘问明数量。事后，潘汉年电告中央：对于我们借钱，他仍立刻应许，已交5万元，我暂时放在刘鼎处存着，其余的需要通过上海外国银行拨付，免令人怀疑。但他声明，如再有急需，每次数万定可由此地付出。
8月25日，中共中央正式放弃“抗日反蒋”方针，以《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公开了促成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政治主张。9月上旬，中共中央通过刘鼎把《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转给张学良。张对此极为赞成。
为重新规划与国民党的谈判，中共中央认真起草与国民党进一步谈判的草案。10月初，《国共两党抗日救国协定草案》脱稿。草案强调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同时，首次向国民政府提出红军军饷、军需、军械等配发要求，甚至连兵员的补充都被列入国民政府的“义务”范围。《草案》脱稿后，为交蒋介石处，中共中央又想到了张学良。
同时，因给养已相当困难，在“现款用尽”的情况下，红军仅解决冬衣“三万套衣料，五千床被单”等，所差甚远。为此，中共中央再次想到向张学良借款，为红二、四方面军做冬衣。
于是，中共整体谈判方案的协调及冬衣的解决，均求助于张学良。
10月初，叶剑英、潘汉年等人赴会张学良。5日，张学良与叶、潘面谈。叶详细介绍了中共从“抗日反蒋”到“逼蒋抗日”的转变。张学良十分高兴，表示今后会积极劝蒋抗日。叶把《国共两党抗日救国协定草案》交给张学良，希望经张交给蒋介石。同时，叶剑英直言红军经费紧张，冬衣解决困难，共产国际不能应急，希望借款30万元。张一口答应，但表示西安只能解决5万元，多无希望。棉衣可提供1万套，由西安送兰州途中，请红军半路去“取”，不便送入。关于钱款问题，张学良在知道潘汉年将于14日赶到上海时又表示：钱款问题，可到沪再商。
在潘、叶、张会谈的同时，因张学良的借款尚未到位，中共中央仅解决了红一方面军的衣服，二、四方面军的冬衣还是问题。10月9日，朱德、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等致电中央，“二、四方面军均缺冬衣，兄等处通融准备一部发给各军”。当日，毛泽东、周恩来复电，“我们早已注意棉衣问题。原拟为二、四方面军共制3万套，但因财政困难只能办成8000套。望即查告各需棉衣若干，以便尽力设法解决”。显然，因此时张学良已答应借款给中共，并接济冬衣，中共中央多少有了底数，显得沉稳多了。
10月10日，叶剑英派刘向三送回张学良借给的5万元。此后，按商定计划分批送回部分冬衣，并布鞋5000双。对此，张学良回忆：共党曾派叶剑英来见，并携有双方停战计划和毛泽东之约书，愿在抗日前提下，共同合作，军队则听受指导。良要求彼等须暂向北撤退，以期隔离，给予时间，容余酝酿。彼等认为河套地瘠天寒，需棉衣和补给，良曾以巨额私(款)赠之，令彼自筹。时任张学良秘书的应德田回忆：10月的一天晚间，张学良将军交给我一个提包，说里面是4万钱（“中交币”），是给共产党的，叫我交刘鼎同志。我立即到刘鼎同志所住房间将提包交与刘鼎同志。我记得当时张学良将军说是4万（元），后来叶剑英同志说是10万（元）。四、十音似，当时我没有打开提包复数，直接交给刘鼎同志。这笔款由刘鼎同志交叶剑英同志带回陕北。据刘鼎回忆：他（张学良）曾对我们说，“我可以拿出一批钱给你们”。以后确实送给我们钱、物。1936年冬，红军没有棉衣过冬，张学良在西安、咸阳给红军做御寒冬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