刺杀汪精卫
1935年，王亚樵和部分门徒云集香港，在胡汉民等人的支持下，继续酝酿暗杀蒋介石以及汪精卫等政府首脑人物的计划。王亚樵认为，可以在南京设立一个通讯社，以记者的身份去调查蒋介石等人的行踪。他派得意门徒华克之负责，带领孙凤鸣、张玉华等人前往南京租房，申办“晨光通讯社”。
同年10月，得知国民党将于11月1日在南京中央党部礼堂召开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他们认为这是刺杀蒋介石、汪精卫的大好时机。孙凤鸣主动要求承担此次刺杀任务。华克之即让张玉华以“晨光通讯社”的名义去申请六中全会的记者出入证，他自己负责善后工作。11月1日，孙凤鸣以记者身份进入了中央党部大院，只见汪精卫率中央委员们在礼堂大门口合影留念，可是却不见他要刺杀的主要对象——蒋介石。
原来，中委们开完会走出礼堂，准备合影留念时，蒋介石见记者蜂拥而上，不悦地退回了礼堂。汪精卫曾返回礼堂去催请，蒋介石谎称身体不适，汪精卫只好返回，率中委们合影。
孙凤鸣见蒋介石没有露面，中委们合影后开始走动，就毫不犹豫地举枪射向汪精卫。汪精卫连中三枪倒地；孙凤鸣也被卫士开枪击倒在地，当晚便死在了医院。事发后，蒋介石非常气愤，把戴笠叫去大骂一顿，命他三天内查出线索。戴笠几经周折，终于抓到了张玉华。在特务们的严刑拷打下，张玉华供出了王亚樵、华克之等人，而且说出此次刺杀的对象主要是蒋介石。蒋介石气急败坏，命戴笠速速缉拿王亚樵。
王亚樵初到香港时，胡汉民曾请香港总督关照他，说他是反蒋人士，不是刑事犯。刺汪案件发生后，大批特务涌到了香港。香港情报处立即告知王亚樵，让他谨慎行事，所以特务们在香港多日，也未能找到王亚樵的行踪。戴笠情急之下，亲自带人赴港。因为走得匆忙，他随身携带的两支手枪没有办理入港携带证，所以一下飞机，就被香港情报处在旅馆里拘禁了3天，直到南京政府把公文送来，才得以释放。
戴笠受此侮辱，羞愤交加，发誓要干掉王亚樵。此时，一个叫陈亦川的特务混到了王亚樵身边，成为他的门徒。陈亦川先是打听到王亚樵妻子的胞弟在香港开了个“茂源绸布庄”，他便常常化了装在绸布庄附近转悠。一天，王亚樵等人去绸布庄阁楼上开会，陈亦川立即报告香港警察局，谎称一伙匪徒在绸布庄聚会，要求协助拘捕。当警察们冲进绸布庄时，王亚樵听见楼下掌柜大喊：“站住！站住！你们要干什么？”便立即飞身越窗跳到了阁楼外面的房顶上。警察破门而入，将他的亲信余立奎等人逮捕。
戴笠得知后，立即赶到香港，指控余立奎等人曾是上海斧头帮人，专门做暗杀绑票的勾当，要求以刑事罪引渡。当时中英双方正在大谈“中英友善”，英国政府便电令香港总督将余立奎引渡，并协助逮捕、引渡王亚樵。王亚樵万般无奈，只好带部分亲信避往西南派人士李济深的老家——广西梧州。
余立奎被捕后，他的夫人余婉君常去探监。余婉君年轻貌美，又酷爱跳舞。陈亦川暗地跟踪她，还给她送礼、送钱，企图打听王亚樵的去处。余婉君一直很尊重王亚樵，怎么都不肯说。这时，远在南京的戴笠设计了一出“戏”，他让特务混进监狱，与余立奎关在一起，故意造谣说余婉君和王亚樵有染。
看余立奎正在气头上，陈亦川便“热心”劝说余婉君去探监，余立奎一见她就破口大骂“不要脸”，还给了她一记耳光，把她踢了出来。余婉君委屈地伏地大哭，躲在暗处的陈亦川立即上前相劝。另一位特务更是装好人：“余先生对你有误会。他听人说，你在外面与王亚樵关系暧昧，所以很生气！”一旁的警官说：“你看，你要是说出王亚樵的地址，抓住他，你丈夫就没事了，你不也就证明了你的清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