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对日“以德报怨”？为进行内战采取的政策

　　四　从积极争取到无奈放弃的战争赔偿问题

　　战后初期国民政府对日索赔的立场还是比较符合民族的利益。事实上，当战争还在进行的过程中，国民政府即着手进行战争损失的调查，以备在战后作为对日索赔之依据。抗战胜利初期，国民政府就提出了对日索赔的若干重要原则：中国将来所得之赔偿须占总项计划中实物与赔款总额的过半数以上；日本的重工业应保留在1914年的生产水平，轻工业，尤其是纺织工业必须列入赔偿范围，由中国予以拆迁。

　　国民政府对日索赔的立场与战后初期美国严惩日本的政策基本上是相符的。美国在战后初期制定的关于日本赔偿的政策体现了《波茨坦公告》的原则，在处理日本的赔偿问题上美国政府提出了两种办法：“移交日本在国外的财产充做赔偿；移交日本国内那些对日本的和平经济非必须的物资或现有的基本设备和设施充做赔偿。”

　　为了具体地了解日本的赔偿能力，日本投降后不久，美国就派总统特使鲍莱等专家前往日本、中国、朝鲜等地进行实地考察。同年12月，鲍莱发表了关于日本赔偿问题的临时报告，认为“过去的日本工业的发展，带有极其浓厚的扩充军备的色彩”，主张拆除这些设备来实现日本的解除武装，同时把这些设备移交给曾经遭到日本侵略的各国。

　　鲍莱将其临时报告提交给美国政府后，美国政府即以其为蓝本，制订了一个临时赔偿方案，后来又决定在临时赔偿方案范围内，先提30％，作为直接受日本侵略国家的赔偿物资。当时盟总指定的先期拆迁兵工厂设备分3批分配，中国从日本方面所接收的三批物资的价值如以1939年币值来计，折2200余万美元。

　　战争赔偿问题如果仅仅从惩处发动战争本身的角度来解决，同盟国家的共同利益总是多于内部的分歧。但是，当战争赔偿问题与战后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相关联，它的解决也就会越来越偏离要求战争赔偿本身的意义。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日本赔偿问题就是由于与战后复杂的国际政治斗争相缠绕，在美国的主导下一步步朝着背离其他盟国利益的方向发展。究其原因便在于：要求日本做出战争赔偿原来只是美国对战败后的日本政策的一个方面，而美国的全部对日政策则是服从于其亚洲政策的，而在亚洲的政策又是其全球战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换句话说，美国的全球战略决定着它的亚洲政策，而其亚洲政策又决定着它的对日政策。

　　在亚洲，伴随着中国内战的进程，美国已经无法再指望国民党中国作为它在亚洲对抗共产主义势力扩张的战略基地，因此，在中国以外确立新的战略重心便提上了议事日程。日本对美国的战略价值也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开始突出起来。美国要以日本来代替即将垮台的蒋介石政权，把日本作为其在亚洲推行侵略政策的前哨基地和反共堡垒，美国的对日政策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开始发生变化的。

　　由于扶持日本成了美国现时的战略要求，而要日本对已经过去了的战争支付赔偿，必然会削弱日本的经济能力。在追究过去与满足现实需要之间，美国的选择无疑会是后者。因此，美国对日基本政策的调整不可避免地直接影响到了日本的赔偿问题。先是在1949年5月12日，美国政府决定停止日本的拆迁赔偿，接着，在1950年11月24日，美国政府向远东委员会成员国提出了关于和约的七点原则，要求缔约各方放弃1945年9月2日以前因战争行为而产生的权利要求。到1951年9月，美国一手操纵的对日媾和会议在旧金山召开，《旧金山和约》关于战争赔偿的条款，一方面表示日本应对其战争中引起损害及痛苦给盟国以赔偿，但同时则又表示“日本的资源目前不足以全部赔偿此种损害及痛苦”，因此各受害国除了扣留日本在本国的财产充作赔偿外，只可以要求日本提供劳务性服务（即劳务补偿），作为修复所受损害的费用，除此之外，各盟国及其国民放弃对日本的一切战争赔偿要求。

　　因为美国不承认新中国政府，同时也没有邀请台湾当局出席旧金山和会，所以旧金山和会后，美国着手策划日本与台湾国民党当局签订所谓双边和约。台湾国民党当局对于未能参加旧金山和会本来也极为恼怒，认为这使其失去了与其他盟国的平等地位，因此力图想通过与日本缔结双边和约的形式挽回这种局面。

　　海峡两岸未能统一的现实使日本钻了空子。日本在战后不久就已确立了对美实行一边倒的外交政策。但日本统治集团利用中国不统一的现实，打出“大陆牌”，多次暗示将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和约。而实际上，日本自知其处于美国控制之下不可能不顾美国的利益而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约，日本无疑是通过打这张牌对台湾当局施加心理压力，迫使其将来在缔约谈判中对日本做出更大的让步。

　　尽管日本表示有可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约只是一种策略，但它还是引起美国的不安，经过杜勒斯的出面协调，1952年1月16日，日本在东京和华盛顿同时发表了“吉田信件”，明确做出了要与台湾当局缔结双边条约的承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