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边疆到边疆：新疆两千官兵翻越唐古拉援建西藏

　　昆仑山口寒风骤起气温降，心头堵得慌

　　1966年4月21日，援藏车队到达昆仑山口。 “昆仑路，难又难，飞鸟绝迹，走兽无踪，一天四季轮流转，不死也过鬼门关”，这是对昆仑山道路。的最好写照。昆仑山由西北到东南，横贯新疆、西藏和青海，延伸至四川境内。援藏队伍经过的昆仑山口海拔4786米，四面开阔，地上净是砂石，还有紧贴地皮的小草。周围山峰长年积雪，茫茫白雪的峰顶傲然屹立于蓝天下，山谷中到处挂着冰，延伸到雪线以下。易贡团四连原连长贾德良说，高原气候多变，有时候突然间寒风骤起，风越大，气温越低，氧气越少，呼吸也越困难，胸口感到堵得慌，卡车如同负重的老牛艰难前行；有时候，四周一片寂静，散发出死亡的气息。援藏队伍过昆仑山口时才真正领略到“天路”的艰难。

　　昆仑山口的路曲折艰险，刚刚还是阳光四射的晴天，转眼间就会倾盆大雨，大家正感到炎热难当时会忽然之间成了 “落汤鸡”，被冻得牙齿打颤。路险且滑，车队缓慢地移动，像蠕动的蜗牛。贾德良是和妻子一起进藏的。1966年进藏的时候，他29岁，妻子25岁，他们还带着两个孩子，女儿贾双玉3岁，儿子贾双剑只有两岁。与他们同在四连的朱太林夫妇当时也带了一个4岁的孩子。在去昆仑山口几十公里的山路上，进藏战士是在晴天与雨天中熬过来的。车到山顶的时候，几团乌云压了下来，车队走得更慢了。刹那间，乌云覆盖了整个天空，响雷和闪电过后，瓢泼大雨挟着刺骨的山风横扫援藏车队。上昆仑山口之前，有人感觉胸闷、气短，有人开始头疼，大家也知道这是高原反应，一直忍到海拔4786米的昆仑山口。上到山顶的时候雨还没停，天上又开始飘雪。对在新疆生活过的人来说，下雪并不稀奇，但那雪花中还有蚕豆大的冰雹，一两片冰雹砸在人身上感觉不太疼，时间长了，人就吃不消了，头顶都麻了，身体也麻了。

　　“好在半个多小时后车队顺利到达山底，人也活跃起来。”现住在新疆昌吉市的田晓元老人还清楚地记得当时的情景。翻过昆仑山口的当晚，队伍住在七十道班兵站，大家都不想吃饭，不是不饿，而是吃不下，都想睡觉。这时，援藏队伍离开格尔木已经5天了。那一夜，高原兵站寂静得像死一样，天上的星星却异常耀眼。有人计算过，人在海拔2000米的地方行走相当于负重20公斤，到了3000米相当于负重50公斤，到4000米的地方负重达100公斤。也就是说，援藏人员就是坐在车上不动，在昆仑山口也相当于负重100公斤以上，缺氧是必然的，最明显的特征是感觉眼睛往外鼓、口渴、手脚无力、嘴唇发紫。

　　硬闯五道梁有的人眼睛肿了，嘴唇紫了

　　1966年4月26日一大早，队伍又出发了，他们要克服的最大困难是翻越青藏路上海拔较高的五道梁，这里的海拔有5100多米。走过五道梁的人都知道这样一句谚语： “到了五道梁，难见爹和娘。”五道梁其实是由五道看上去不起眼的山梁组成的，地势相对青藏线大多数地方来说，起伏较大，那里没有树，没有鸟，常常是6月雪、7月雹、8月封山、9月冻，一年四季刮大风。过五道梁时，一些战士高原反应厉害，甚至昏迷了。邵良才曾亲眼目睹了这一切，69岁的他目前住在石河子市26小区，他是易贡团供销社原会计。 “我坐的那辆车上基本上都是转业军人，在路上很少要求停车上厕所，我虽然背着个大军用水壶，却也很少喝水”。1966年，正值年轻的邵良才身体很结实，精力旺盛，坐在行李上和伙伴说说笑笑。虽然大家对高原反应都有心理准备，可事实情况好像还是超过了预想。卡车一爬山，车上的人呼吸就粗重起来，像刚跑完步似的，有的大张着嘴想多吸点氧气，有的人头上的血管都凸了起来，有的人眼睛肿了，嘴唇紫紫的，邵良才是他所在的车上高原反应最轻的。卡车下山的时候，战士们的高原反应缓解了一些。翻过五道梁后，援藏车队已经筋疲力尽了。当天下午，他们在八十道班宿营，队伍中有一小半的人生病了，晚饭做好了，可大家一看到饭菜就想吐。曾在1965年被周总理接见过的上海知青亓毓纯说，他这个强壮的小伙子都被高原反应折腾得够戗，更何况是那些身体比较弱的援藏同志， “我一辈子都忘不了那种滋味”。翻越唐古拉山善良的谎言帮助人们顺利闯关

　　队伍在温泉兵站休整一天后，精神面貌大为改观。接着，他们要向最后一道关口--唐古拉山口进发，这个山口是青藏线上海拔最高的、也是最后一道关隘，海拔5150米。温泉兵站是眺望唐古拉山的最佳地点。

　　到达唐古拉山的那天是1966年4月28日。唐古拉山顶终年积雪不化，数十条冰川纵横奔泻，正所谓 “近看是山，远望成川”，此处天气变化莫测，经常雨雪交加。翻过唐古拉山口，就进入了西藏境内的羌塘高原，公路两旁雪山连绵，蓝天草原相映。已经翻越了昆仑山口、五道梁两处 “鬼门关”的援藏队伍，在唐古拉山口前同样没有却步。68岁的陶燕玲老人说，车队过昆仑山口和五道梁时开得很慢，援藏队员对雪域高原的风光赞叹不已，但在翻越唐古拉山时，大家对雪山已经不稀奇了。同样，卡车在连绵起伏的唐古拉山上坡或下坡的过程中，援藏队伍再次经受了高原反应的折磨，而在五道梁没多大高原反应的邵良才也在这里饱受高原反应带来的痛苦。现住在农六师一○六团的杨六合说： “邵良才先是觉得呼吸困难，头晕，眼球都快涨出来了，太阳穴像是要爆炸了，后脑勺跟挨了闷棍一样。车里有的人在呻吟，有的还吐了，我也迷迷糊糊的，像是被扔在沙滩上的鱼，只剩下喘气的劲儿了。”有一个反应强烈的战士跌倒在战友的身边，他的脸变成了绛紫色。这段经历即便已过去40多年了，这位战士回忆起来还是心有余悸。卡车似乎也出现了高原反应，行进的速度更慢了。时不时地，车上的人听到车内传来 “咕咚”的响动。原来是有人晕倒了，车上的卫生员赶快拿过氧气袋让昏迷的人吸几口，晕倒的人脸色才渐渐恢复正常。卡车摇摇晃晃走了几个小时后，大家突然看到路边有牲畜了，就问带队的干部什么时候才能过唐古拉山，领导说已经过了唐古拉山。事后，大家才明白，领导这样说是为了减轻大家的压力，谁也没有介意这善意的谎言，但很多人记住了这次 “欺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