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解放前夕的红色谍报战：策动“王牌”倒戈

　　策动“王牌”倒戈 兵不血刃进城

　　机动车大队是部署在市区的一支快速反应部队，这支特种部队全部用美式配备武装。全大队虽仅4个中队共500多人，但配备了15吨的战车两部、装甲车40多部、迫击炮60多门、电台4部、摩托车和汽车几10辆以及轻重机枪30多挺、步枪200多枝。实际上，它是一个特殊装备的装甲营，也是毛森与解放军决战的一张王牌。如果它沿着苏州河北岸布防，这些铁甲车与占领高楼的青年军机枪群配合，将会在苏州河河面和桥梁上构织一张高低结合的强大火力网，使解放军举步维艰。1949年4月李宗仁对拱卫上海的高级军官说：“‘八·一三’抗战时，日本恃其海空优势，倾全力想在短期内占领上海，结果我们守了3个月。今日我们有海空军，共产党没有，所以我们在上海守6个月到1年是不成问题的。当年谢晋元副团长带一营人守四行仓库，仅仅一个据点，日本人就对他没办法。我希望你们都像谢晋元。”守上海的国民党三十七军军长罗泽闿也强调：“上海是一个易守难攻的地方，不像济南、沈阳、徐州、平津等地容易被解放军卡断、包围和整个吃掉，以现有兵力和坚固工事，我们愿守就一定能守住，不愿守可利用海空运输的便利，迅速把部队撤走。”为了拔掉这颗钉子，中共决定迅速策反警察局的机动车大队。

　　策反行动由中共中央社会部驻沪负责人吴克坚（湖南平江人）指挥，并在上海地下党市委书记张承宗及上海警察系统地下党委书记gp健的有力配合下，派遣情报干将萧大成与戴宗义单刀直入。前者通过员警消费合作社主任陆大公，结识了陆军官校出身的机动车大队长钟敏，后者找到了湖南同乡、副大队长喻飞。不料毛森突然将钟、喻二人调走，派亲信廖琅当大队长，打乱了地下党的策反进程。5月24日上午，毛森任命陆大公为市局副局长，萧大成立即奉地下党指示赶到员警合作社，要他立即上任，且配合策反机动车大队倒戈。喻飞虽已调任总局，但在业务上仍有权调动机动车大队。于是，萧大成、戴宗义和喻飞直奔机动车大队，大队长廖琅已不知去向，3人策动两名中队长拒绝撤到苏州河北岸。下午2点，大多数装甲车和炮队赶到江宁分局，3个中队长早已转变态度，公推喻飞代理大队长。

　　起义指挥部用废旧装甲车堵塞住附近街道，并派装甲车、武装摩托车在附近马路巡逻。4点钟，毛森再次来电催促机动车大队北撤，萧大成公开与毛摊牌。晚7时，萧大成带领全部战车与炮队分两路西行，欲突破国民党军防线，迎接解放军入城。途中传来毛森已撤离总局的消息，于是车队开回江宁分局挂出白旗，以示起义。5月25日凌晨，萧大成带一名解放军参谋到来，要求派10辆装甲车配合解放军搜索苏州河以南零星国民党军。就这样，这支美式配备的机械化部队，全部落人解放军手中。喻飞和他麾下两个中队长，都成了临阵起义的骨干。

　　在毛森撤退前，上海市警察局人事教育股代股长、地下党员黄旭乘午饭空隙潜入档案室，窃取了17张高级潜伏人员卡片，上面详载姓名、化名、照片、住址，秘密交付一个在照相馆做事的中共党员翻拍成照片，快速传递给中共地下党领导张承宗和邵健。次日，毛森手谕将档案室中的全部人事卡片速交总局保管，资料股应股长在清理时发现少了17张高级潜伏人员卡片，急得失魂落魄。于是黄旭乘隙将拍过照的卡片塞回资料股公文夹，应股长胆小怕事，深知其中必有蹊跷，但也不敢深究。5月24日下午，毛森又下手谕，命令应股长将全部人事档案烧毁，黄旭当即制止。解放军占领上海后，不但按照卡片线索逮捕了17名科、处级潜伏人员，还处理了一大批潜伏的敌特警，特别是那些顽固不化分子，他们至死也不晓得毛病出在哪里。

　　领导上述地下斗争的中共警察系统地下党委书记邵健，本是山东峄县（今枣庄市）农家子弟。1930年，20岁的他爬火车到上海，因身材魁梧，当上了租界巡捕，8年后由读书会会员转为中共党员。解放后，他初任上海市公安局政治部副主任，后任市局党委副书记。“文革”中受“四人帮”迫害致死，后来得到平反，恢复名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