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解放前夕的红色谍报战：策动“王牌”倒戈

　　解放前夕，上海是中国的经济、金融中心，是中央银行总行的所在地，储存了价值3亿多银圆的黄金、白银以及大量战略物资。解放军兵临城下时，蒋介石曾召集团长以上军官训话，命令固守半年，等待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时，东山再起。

　　为此，老蒋在上海投入了30万作战部队，并在北起吴淞、南至虹桥的20多公里的第一道防线上修筑了钢骨水泥碉堡3800个，半永久性的掩体碉堡1万多座。每一个主堡有地道相连，机枪阵地与粮草弹药储藏室齐备。第二道防线是堡外深挖战壕，壕内可以通行吉普车，壕外安装钢板电网，还布有竹签、铁藜、陷井等阵地。第三道防线是木城，起自江湾，经北站、西站至龙华黄浦江边。为了拱卫木城，又建划、碉堡和电网，是为第四道防线。这样固若金汤的防御工事，被老蒋称之为“东方的斯大林格勒”，最后竟溃于中共的间谍大战。据中共上海地下党市委书记张承宗（解放后曾任上海市人大副主任，浙江宁波人）回忆，担负大上海政治保卫重任的上海市警察系统，秘密设立了1个党总支、17个党支部，分布在警察总局、各分局、保安中队及监狱中，地下党员总数达500多人，外围积极分子2000多人。他们在国民党的心脏，利用有利条件，鼓动工期、学潮、交警罢岗、摊贩骚乱，盗窃军事机密情报，掩护中共地下工作人员，策动美式装备的机动车大队起义，策反警察系统内的高级警官和反间谍部门官员，甚至在大特务头子毛森的眼皮底下策动保安警察倒戈。

　　策反高级警官 鼓动交警罢工

　　上海市警察局的警察，大部分是原来租界的巡捕，他们多系破产农民、失业工人、小市民、地痞，其籍贯多数是河北、山东、苏北，受革命思想的影响较深。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当局计划以重庆和杭州警校毕业生为建警骨干，逐步取代旧有巡捕，却因中共地下党策动旧警抵制而功亏一篑，致使国民党的情报、治安机关成为共产党的庇护所。

　　1947年7月7日，上海金都大戏院发生了治安警察与宪兵因口角而集体斗殴的事件，结果警察7死4伤。事发后，警察群情激愤，表示要为死者报仇。中共上海地下市委书记张承宗立即指示警委：“激发警察对宪兵的不满，组织警察罢岗。”结果，市中心的黄浦、老闸、新成、嵩山、卢湾等警察分局的交通警、巡逻警全部罢岗，上海市的交通顿时陷入困境。罢岗历时3天，开上海开埠以来之首例。在随后成立的“金都惨案善后委员会”中，仅中共地下党员就占了18名。该会出版《伸雪报》8期，由中共地下党员蒋复强、范白萍编辑，印数为5000多份，从警局内部流向社会，影响甚大。7月30日“善委会”组织200多名警察代表到市府、警总请愿，20多人还去南京请愿。8月2日死亡警员出殡时，中共地下党员王治安等发动460名警察分乘11辆大卡车、4辆小轿车送灵，途经宪兵三十二团团部，车队绕行3圈，高呼“杀人偿命！”冲破了“戡乱总动员令”中禁止罢工的禁令，扩大了军警裂痕。同年12月，国防部军事法庭判决肇事宪兵1人死刑、认有期徒刑。中共地下党通过此案，在上梅警界建立了威信。

　　1949年春，中共地下党警委黄浦分局党总支书刘效琅设法将地下党员张世权由外勤调人人事管理室，伺机搞到了人事资料柜的钥匙，偷出了警察系统中2000多个高级警官与军统人员的年龄、籍贯、地址和简历案。然后由地下警委书记邵健从中共邯郸电台收录了解放军南下的《约法八章》，油印后分装到2000多个不同颜色的信封，分散投到各区的邮筒。传单还加印了如下警告词：“你必须按照《约法八章》各安职守，保管好关物资档案，立功自赎，听候接管处理。如继续破坏捣乱、为非作歹，定不宽贷……”

　　这一招在上海围城期间奏了奇效。黄浦分局“三青团”队长吴琼刚运了20桶汽油到分局，扬言要在解放军入城时烧光黄浦分局，收到警告信后，此人连夜弃职逃跑；静安分局局长王华臣收信后茶饭不思，连班也不上了；静安分局值班室巡官读信后弃械出走。总之，2000多封警告信搅得上海警察局上层坐卧不安，严重打击了国民党的统治，也动摇了一部分警官的士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