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解放前夕的红色谍报战：策动“王牌”倒戈

　　智斗敌特警 保护周恩来

　　1946年5月，国民党还都南京后，周恩来率中共代表团在上海马思南路107号设立了驻沪办事处。卢湾区警察分局奉命派出调查科人员对周公馆进行全天候监视，淞沪警备司令部稽查处也特别设立马思南路派出所。打入卢湾分局任三等警长的中共地下党支部书记徐本初，通过种种关系，把一批地下党员安插进马思南路派出所，有的当交警，有的任内勤，致使国民党特务探取的周公馆情报，经中共地下党员反馈给周公馆提请注意。同年7月11日晚，周恩来召集记者会，指责国民党暗杀李公朴、闻一多。地下党员探悉将有中统特务冒充记者捣乱，情报转告中共后，中共组织了百多人把会客厅挤得水泄不通，使特务记者无法发难。另一次，周恩来宴请于伶、白杨等“左翼”影星，警局调查科窃听了周公馆向南昌路洁而精川茶馆预定宴席的电话，遂派特务冒充侍应生混入周公馆。警局内的地下党员将情报反馈给中共，于是中共采取了严密措施，把茶馆人员限制在厨房内操作，端菜、抹桌一概由周公馆人员担任，致使国民党特务一筹莫展。中共组织上海人民请愿团在南京下关与苏北难民发生冲突后，国民党也组织了地痞、流氓，冒充苏北难民请愿团到周公馆贴标语、发传单。在马思南路巡逻的中共地下党员张文汉等人，使用警权用警棍把那些游行的“群众”打得落花流水。卢湾分局警长徐本初还奉地下警委指示，以查岗为名，保护周公馆汽车出入通畅，把特务监视车辆撵走，还以舞票、电影票为饵鼓动国民党特务开小差，由中共党员代填值勤记事本，使监视哨名存实亡。

　　1946年6月，上海市政府整顿市容，下令取缔黄浦、老闸两个区的街头摊贩，引起数万小贩不满。警委请示张承宗同意后，决定由警委委员姜敏和黄浦分局地下党员陈云升策划并导演了一场全市性的群众运动。8月底，由地下党员王振煊等16人组成黄浦区摊贩委员会，派专人在设摊马路两端望风，每次取缔行动前先由警局内地下党员通风报信，使警方查缉行动常常落空。11月26日黄浦分局由局长带领大批便衣警察兜捕1千多名摊贩。摊贩委员会当即发动3000名小贩家属到黄浦分局请愿，还焚烧了一家印刷厂，砸烂了南京路上四大公司的玻璃橱窗，造成全市性的罢市局面。最后市长吴国桢把黄浦分局局长杜醇当替罪羊撤职，释放了全部小贩，发还已充公的货物，下令停止了取缔小贩的行动。

　　深挖潜伏敌特 卧底力救同志

　　以上诸多消息从上海传到中共首脑机关，毛泽东对此予以高度赞扬，称此为“开辟第二战场，在后方牵制敌人”的优秀典范。

　　1949年3月，毛森接任上海市警察局长后，将调查科改为政治处，下设情报、侦防、保防等股，常与军统、中统联合行动搜捕中共地下党员。后皆因卧底政治处的中共党员董行健通风报信，使敌人密探处处扑空。解放军渡江后，董行健又收买了保防股副股长蔡一天，并以帮忙抄写为名，窃走了全局各处、各分局40多个单位的保防小组人员与共党嫌疑分子名单。结果，中共及时转移了有危险的地下党人。上海解放后，中共按图索骥，把国民党在警界的潜伏人员一网打尽。在虹口分局，打入保密防谍股的地下党员刘震东，乘股长宫凯焚烧机密文件之机，把各分局与市局各科室呈上的《员警登记表》付之一炬。毛森临走时失去这本名册，等于丢了拐棍的瞎子，造成忠奸不分、寸步难行的局面。

　　上海提蓝桥监狱占地60亩，关押着8000多名犯人，其中包括50名政治要犯。在这12栋楼房组成的远东最大关押犯人的“铁笼”外，中共地下党发展了24名党员和50名外围积极分子。解放军攻占上海前1个月，司法行政部密令典狱长把全部政治犯转解到浙江舟山，中共上海地下市委书记张承宗和地下党警察系统党委书记邵健，得到情报后决定全力营救。于是，地下党利用典狱长惧共的心理，以保证他全家生命安全换取了不执行押解令，并将政治犯迁到生活条件优越的感化院。5月24日，在解放军攻占上海的前3天，担任看守员的5名中共地下党员，以防止犯人暴动为名，占领了枪库，荷枪实弹夺了典狱长的权。接着，70多个卧底地下党员占领了监狱各制高点、岗楼，并控制了监狱的电话总机、档案室等要害部门。“铁笼”外的地下党员用夺来的枪支保护着“铁笼”中的5叶同志。5天后，中共上海市委委员张祺亲往提蓝桥迎接这50位政治要犯出狱。

　　5月24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十七军军长聂凤智率部从西面突破国民党防线，抵达离市内仅一箭之遥的虹桥路。此时国民党军纷纷向苏州河北岸转进，准备从吴淞口撤往舟山。市警察局局长毛森下令：机动车大队全部撤到苏州河北布防，封锁河面和桥梁，为国民党主力军撤退做断后掩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