志愿军管理下的战俘：当中国人的战俘是一种奇遇

　　（a）声声赞誉发自肺腑

　　各国广大战俘在碧潼战俘营近三年的时光中，充分感受到了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宽大友好，因此他们对志愿军和志愿军战俘营由衷地发出了各种赞誉，他们说：

　　从善解人意的中国朋友那里，我们所得到的不是饥饿和虐待，而是美好的食物和关心体贴。我简直：不像战俘，而像是客人。……然而却有一块闪光的土地，给人们以希望，尽管正在进行着生死斗争，但文明人却向人们展示出了人道行为。

　　我确信我们全体都会把志愿军看作为经过考验的，真诚的好朋友。

　　我们在这儿受到的待遇真是格外好。我们不是被看作敌人、俘虏，而是被看作兄弟。

　　谈到条件，中国人公正又宽大，常额外供应食品和各种体育运动设备，远远超过《日内瓦战俘公约》关于战俘所规定的标准。

　　美俘费朗托赞扬志愿军战俘营是“世界第一等战俘营”。另一个美俘但维斯说：“自两次世界大战以来，我们是最幸运的战俘了。”还有不少战俘说这里很像是“休憩所”，“是学校”，“简直不像是战俘营”。一位美国读者来信说：“你们对战俘的对待，既人道又仁慈……绝大多数英国人都把中国人当成朋友了。”

　　（b）衣丰食足与救死扶伤

　　每年春、秋气候转化时，俘虏与志愿军同时换装，只不过着色不同。我军为军绿色，战俘为湛蓝色，夏有单衣两套，冬有棉衣、棉帽、大衣、棉手套，并有白色衬衣、内裤、袜子、黑色胶底单棉鞋等，卧具则发毛毯、棉被。在凛冽的朝鲜北部冬天，俘虏们穿着厚敦敦的棉衣、大衣，再戴上棉帽、手套，无不笑口常开，盛赞志愿军对他们的优厚。

　　俘虏的伙食标准，定得比我军大灶略高，当时我军连排及战士每月伙食为13万元（旧币），而战俘每月伙食费约为15万元（旧币）。从1951年5月份起，战俘主食供应完全为细粮，副食则有肉类、蛋、鱼及各类蔬菜，每日保证可有荤菜一餐。过节时，额外给补助费，可举行宴会。西方战俘吃蒸馍不习惯，我们就设法为他们准备了面包炉，炊事员也改由俘虏自己推选，保证可按他们的习惯吃饭。后来各战俘营普遍建立了俱乐部，俱乐部下设伙食委员会，具体负责伙食管理。

　　居住条件也很好，冬季一律都烧暖炕。此外，各战俘营都有浴池，冬季时俘虏可轮流集体洗热水澡。

　　对生活方面的反映，英俘给家里写信说比在国内生活好，吃肉多。土耳其、菲律宾等国俘虏说，比他们在本国军队生活好得多。

　　在救死扶伤，用人道主义精神抢救战俘中，广大战俘更被感动得五体投地，有口皆碑。

　　美二十四师十九团三营二连的狄克生在《两次被俘两种待遇》一文中写道：“俘虏营中的医疗条件很好，……医务人员除治病外，还负责防疫，初夏要给每个战俘进行3次预防注射。他们尽一切努力来保证俘虏的健康，就我所知，有一些俘虏如果不是及时动手术，就肯定会死去，但他们都被俘虏营的医生救活了。”加拿大战俘贝勒蒂尔说：“我在被俘后，因负伤被直接送进碧潼战俘医院，人院后医生很快为我动了手术，不久我就被治好了。”

　　美军少校莱伊·m·德奥伟在医院的一封感谢信中，更充满了内心的感激之情，他说主治医师叶大夫“具有热爱和平的伟大精神，称得上是一位伟大的人道主义英雄，在人格上为人所钦敬。”又赞扬主管病房的当时已有三个孩子的孙护士：“她以精湛的医术，母亲般的慈祥，赢得了所有病号的心。不管孙护士走到哪间病室，所有病号都用‘孙妈妈顶好',向她打招呼，表示衷心感激之情。”

　　战俘对志愿军医务人员的感激之情不仅表现在口头和文字上，即使回国多年后，也仍然念念不忘。英俘彼得·劳雷于1951年因被俘后患了急性肺炎，生命垂危，第一战俘营医生发现后立即实施紧急抢救，使之脱离了危险。遣返回国几十年来，彼得·劳雷一直不忘这个救命之恩，他辗转得知黄远的工作地址后，曾先后于1988年秋季、1998年11月，两度远访黄远医生于福建泉州，第二次来访还携夫人英妮达和他同行。当时河南电视台闻讯曾拍摄了随访记录片。彼得。劳雷访问中国后，曾在英国各种集会上热情讲述他与黄远的故事，并在几家报刊上发表文章，盛赞志愿军的人道主义。

　　（c）战俘们的组织--俱乐部活动

　　为了全而贯彻我军的宽待政策，营造和平、宽松、人道主义氛围，我志愿军俘管处先后于1951年秋、 1952年春，分别在处部、各战俘营及下属中队建立了三级俱乐部。俱乐部是俘虏自己的组织，由俘虏民主选举产生，以为全体俘虏服务为宗旨。俱乐部设正副主任及伙食、卫生、体育、文艺等委员，定期开会，分管各项工作及活动。俱乐部接受志愿军文娱部门领导。文娱部门大力支持俱乐部各项工作，经常听取俱乐部的意见，为其提供各方面的条件，并传播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