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33海洋中国的拐点：“南海”得失的偶然与必然

　　1433年：南中国海的拐点

　　如果说南海对于宋元而言，是商贸之海、利益之海的话，那么，对于明初而言，则是礼仪之海、朝贡之海。两种完全不同的态度，代表了南海不同的走向。

　　这一年是个平淡的年份。虽然河南、山东、山西等地开春少雨，但很快得到官仓赈济。贵州和广西的两支“乱蛮”，在五六月间被官兵轻而易举地平定。中央政府差人到黑龙江口的奴儿干都司重修永宁寺碑，再次确立疆界。为了提高统治效率，八月，朝廷一举裁汰了77个冗余的京官，并考察本科、前两科进士及一些外省官员，“拔其优秀者备用”。明初尝试向地方派出巡抚，其职责也在这一年有了较为明确的规定。朝廷重审并赦免了五千多个囚犯。“宣德通宝”开始铸造。皇帝下令维修了京城那座五十米高的白色佛塔。已被传抄多时的《剪灯余话》在该年有了首个刻本，这部讲述世俗婚恋及人鬼爱情的短篇故事集，影响了包括《聊斋》在内的一批最能体现明朝市民文化的通俗小说。

　　凡此种种，无不显示中华帝国的富强和活力。这一年，朝廷一次就向景德镇御窑厂下达了四十多万件的烧制任务，其中的大多数瓷器，是使用了从南洋引进的“苏青”、“勃泥”等色料而更加翠爽的青花瓷，它们代表当时世界上最精湛的工艺，也是海洋贸易市场最紧俏的商品。

　　是的，海洋--如果选取更长远的时空背景考量1433年，一些与海洋有关的事情，却使繁荣延续的明朝有了另外一副面孔。比如郑和之死。

　　出海

　　1433年3月9日，明朝正使太监郑和率领船队，从此次远航的目的地忽鲁谟斯启程返国。这已经是他第七次出海。这一年四月，在海上漂泊多年的郑和死于古里，随即被随从安葬在今印尼爪哇岛三宝垅市，一个时代由此结束了。

　　“亚洲铜”，这是二十世纪的一个诗人，对雄踞欧亚大陆东部、濒临西太平洋的中国的隐喻。的确，“黄”是它的主色调。但是先祖们很早就认识到，蔚蓝色的海，意味着“鱼盐之利”、“舟楫之便”，浩瀚的大洋里蕴藏食物和珍宝，也是通道和生存空间，“历心于山海”才能使“国家富”。公元前222年，大败楚国的秦军南征百越，次年统一华夏，在后世的历史学者看来，这或可说是黄色内陆文明最终战胜了以鱼米为食、以舟楫为兵的蓝色海洋文明，自此奠定了农业中国的大势。

　　但中国从未停止过出海的努力。受秦始皇资助，徐福率领一支满载五谷种子、数千青年男女及工匠的大规模船队“东渡”，无论是否去寻仙药，此举都算是有组织的海外拓展。东汉，海上丝绸之路已绕过印度半岛，通航罗马。三国时期，孙吴政权越过海峡经营台湾，并派遣官吏向西探索新航线。隋朝开运河，贯通南北以利水上交通。

　　海洋贸易的兴盛是“盛唐气象”的当然表现之一。初唐就设立了专门机构，管理船舶、商人并征税。“海外诸国，日以通商”，其中一条被记录的

　　“夷道”，从广州出发，经过南海远达波斯湾、红海和东非沿岸，途经30多个国家和地区，约14000多公里。

　　宋代的经济中心南移，东南沿海地区成为经济命脉所在。不只如此，沿海居民纷纷弃农下海，内地的许多商人也加入其中。当时有人感概，“数十年来，习始变，舟楫极蛮岛。”依赖交换的游牧民族入主中原后，元世祖忽必烈立即着手恢复海外贸易，“每岁招集舶商，于番邦博易珠、翠、香货等物，……听其货卖”，而且“击缅甸、击爪哇、击占城、击日本，殆无虚岁，……利其所有耳。”对于从事海外贸易的商人，元朝给予了“所在州县并与除免杂役”的优待。

　　宋元商品经济的勃发，提供了源源不断的丝绸、瓷器、茶叶等商品，它们经过手挑肩扛和车马舟船的运载，汇集到各个港口，装上随季风而来的船只。其时的海船“浮南海而南，舟如巨室，”能储备数百人一年的食粮，指南针的发明更推动了远洋航行。

　　在一个叫马可·波罗的欧洲人的描述中，十三世纪的泉州“宏伟秀丽”，船舶往来如梭，商人云集，货物堆积如山。他惊叹道：“此诚为世界最大良港之一……几难信有其事。”而后世的历史学家们确证，当时，一个活跃的贸易网络连接东北亚、东南亚、印度西海岸乃至波斯湾的各个港口，他们甚至将这个贸易兴盛阶段命名为“泉州时代”。

　　1402 年，朱棣攻下南京即位，他不惜“支动天下一十三省的钱粮”，调浙江、福建、湖广等五省府县优秀造船工匠四百余户来南京造船。1405年开始，郑和率领一支两百多艘船、两万多人的庞大船队，“云帆蔽日”，浩浩荡荡地出现在印度洋上，开始了帝国时代的最后海洋行程。

　　后世的历史学家认为，其时的明朝海军比任何亚洲国家都出色，甚至同时代的所有欧洲国家联合起来，都无法与明海军匹敌。无论从何种角度来看，这都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海上威慑力量，而南海当然也在这股力量的控制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