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判桌上的“硝烟”：抗战前期中国对德外交战线

　　在抗战前夜和抗战的最初阶段，德国在中日冲突中竭力保持中立，这一点是从前甚少披露的。德国的国家利益和意识形态的需要，注定了德国根本不可能站到受害的正义的中国一方，而是要最终与同样是极端民族主义和军国主义的日本携手挑战文明世界，最终与中国为敌。但发展到这一步有一个复杂的历史过程，德国并不是自始至终都与日本沆瀣一气，在中日冲突的早期，德国还保持着相对清醒的头脑。德国传统的政治精英认识到，中国的战略地位和国际影响尽管还不是很强大，但不容忽视。德国需要同中国保持密切联系，使之既可以从中国获得德国从任何别的渠道所无法获得的扩充军备所必需的战略物资，而且可以向中国扩大商品输出以带动德国经济的快速增长；更重要的是，可以避免政治上为丛驱雀，即避免把中国逼上绝路而迫使中国与苏联结盟，以此来最终避免中国的布尔什维克化。正是基于这样的判断，德国传统的政治精英和他们主持下的德国外交部、德国国防部、德国经济部，对日本侵华政策是持异议的甚至是明确反对的。比如1937年7月28日，德国外交部就在给其驻日大使狄克逊的训令中明确指出：“日本欲以中国为基地对抗共产主义以履行防共协定，此举令人无法理解。须知，在第三国领土上对抗共产主义并非防共协定之目标。我们认为，日本的做法实已违反防共协定，因为日本阻碍中国之团结统一，导致了共产主义在中国之成长与蔓延，而其最后结果将驱使中国投入苏联怀抱。日本因此不能期望获得德国的支持。”德国还几次向中方声明，1936年德日签署的防共协定并没有要求德国担负在中日战争中援助日本的义务。一方面对日本侵华不以为然；另一方面，德国传统的政治精英和他们主持下的德国外交部、德国国防部、德国经济部，坚决抵制建立亲日远东政策的强大呼声，苦心孤诣地维持中德邦交。以至于德国亲日派外交官狄克逊不能不悲哀地承认：“德国对东亚的同情，最重要的一个特征是对中日两国厚此薄彼。”“就连在外交部，亲华派的人数也压倒了亲日派，而且随着希特勒和纳粹党与日本关系的不断推进，前者的人数越是增加。”

　　抗战前夜和抗战的最初阶段，“亲华派”的努力取得了明显成效。正是因为“亲华派”的努力，1933年，德国的考茨少校和威伯尔中尉可以在后方坐镇指挥张学良的部队与日本关东军作战。而到1935年，德国在华军事顾问队伍已经达到70人的新高点。德国顾问团几年中为中国训练了30万中央军，成为日后抗战的重要力量。1937年“淞沪战役”日军惨遭失利，其速战速决击败中国军队、以此强迫国民政府订立城下之盟的如意算盘化为泡影，而在此次战役中痛击日军的主力部队，就是德国顾问训练的中国精锐部队。正是因为“亲华派”的努力，1936年，德国帮助中国制定了《中国工业发展三年计划》，该计划打算在华南和华中建立新的经济中心，以建立工业基础和为抵御日寇入侵做好充分准备。为了筹措实现该计划的建设资金，中德签署秘密的中德信用借款合同，德国政府给予中方货物信用借款1万万马克。中方将在随后5年中每年购买2000万马克金额的德国军火和机器，在10年内用各种农矿产品归还，每年为1000万马克。中国的军火供应也基本仰赖德国，1936年中国从德国订购军火占中国进口军火总额的80%以上。即便在抗战最初几个月，中国对日作战的军火仍有80%来自德国，以至于日本有人将这场战争称为对德战争。德国的做法当然令日本恼火。日本最终以不惜退出反共产国际协定相要挟，说服希特勒下达了停止对华军火供应、撤回在华德国顾问等禁令，但这些禁令仍一度遭到“亲华派”占上风的德国军方和外交部的强烈抵制。迫于军方和外交部的压力，德国国防部长戈林给国防部国防经济处处长托马斯上校发出指令：“仍以目前的方式继续与中国的贸易。”对于日方的抗议，德国外交部政治司长魏茨泽克毫不客气地反唇相讥：“不仅日本无权控制或质问德国武器输华，就连德国政府亦无权阻止私人对华军售。”外长牛赖特也表示：“德国武器输往中国，保持适当之限量。中德经济之发展，是基于纯粹商业基础，并非经由德日谈判所能解决。”1937年德国以易货供应方式输入中国的作战物资，价值高达8000多万马克，比1936年激增3倍多。直到1938年7月美国国务院统计七七事变以来各国输入中国军火的数量，德国仍压倒苏联居第一位，德国当时对中日战争的微妙态度由此可见一斑。

　　德国传统政治精英确实堪称精英，他们具有惊人的判断力，准确地预见了未来---不仅准确地预见了日本侵华必然导致的远东政治色彩的变化，而且他们一直认为日本过于高估自己的实力，中国未必在中日战争中失败而日本很难在中日战争中取胜。这些方面，他们比日本要高明多倍。相形之下，日本是一个暴发户，得志便猖狂，卤莽而短视。德国传统政治精英跟日本政客不在一个档次上。如果德国外交始终由这批政治精英主导，德国外交就会始终保持清醒，就可以一方面既把日本绑在反苏的战车上，一方面又维持中德邦交，继续从中国捞好处。这对德国的国家利益无疑是最不坏的选择。换句话说，德日同盟实际上存在着一个领导权的问题，是德国主导德日同盟，还是日本主导德日同盟。德国的传统政治精英坚持前一者选择，可惜的是，他们的选择并没有能够成为德国政府的最终选择。希特勒和他手下的一批纳粹党棍只有意识形态上的狂热，而并不具备起码的专业能力、务实精神，他们根本无从判断德国的国家利益何在，只基于意识形态的狂热来决定德国外交的方向。1936年以前，希特勒还没有完全树立他在德国的绝对个人权威，还无法一手遮天，因此不能不对德国传统的政治精英多所包容，德国的传统政治精英因此还能在外交方面发挥重要影响。但从1936年起，希特勒在德国范围内已经是不可战胜的力量，德国传统政治精英也就不再见容于希特勒，他们的悲剧和整个德意志民族的悲剧便正式上演了。德国传统政治精英被从他们在德国政坛的最后三个领地---外交部、国防部、经济部---逐渐排挤出去。里宾特洛甫之流的纳粹党棍最终彻底把持了德国外交的大权。里宾特洛甫之流一改德国传统政治精英的理性立场，不再对日本有警惕和防范之心，而是将德日同盟的主导权拱手相让，德国完全被日本牵着鼻子走。德国传统政治精英苦心维护的中德友谊至此毁于一旦，德国与中国完全断交，而完全投向了日本的怀抱。德国的这种愚不可及的选择最终被历史证明为政治上的自杀。党派利益至上、意识形态狂热祸国殃民，中德关系的这种变迁，便是一个生动的印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