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判桌上的“硝烟”：抗战前期中国对德外交战线

　　抗战有两个意义上的抗战，一个是金戈铁马的疆场格斗，一个是使节穿梭的外交搏杀。如果说前一个抗战发端于七七事变，那么后一个抗战则要早得多，至少从九一八事变起就已逐次展开。而在后一个抗战逐次展开的最初阶段，最重要的战场竟然不是中美日三角外交，也不是中苏日三角外交，而是中德日外交。

　　这是一个没有硝烟的战场，但“战事”却依然激烈，其波澜壮阔，其跌宕起伏，其险状丛生，扣人心弦。国民政府面临日军铁蹄的节节进逼，忍辱含诟，但刚强不屈，在极端自私而冷漠的国际关系中苦苦挣扎，为中华民族博取生存空间。

　　一部抗战史，就是一部中华民族求生史，就是一部中华民族自救史。这是我从陈着得出的第一个结论。国际关系最大的特征是弱肉强食，根本就没有任何真正的朋友，有的只是利益交换。正因为如此，虽然就道义角度而言，中国是受侵略的一方，理应受到广泛的国际援助。但相对来说对中国还算比较友善的美国，也认为中国在国民政府的领导下实现现代化是不大可能的，由日本人统治中国对美国最有利---同时也对中国有利。美国国务院一位官员就断言，中日争端的解决可能对美国的利益有害，最好让日本在一个美国没有重大利益的地区，陷入一场非决定性的斗争；允许“我们远东政策的原则及和平理想”“蒙受进一步小损害”。于是，美国以“借刀杀人”为其远东政策的指导思想，一方面怂恿日本与苏联和中国为敌，镇压远东的大、小布尔什维克，一方面避免日美冲突。这就注定了美国对日本侵华仅停留于空洞的道义谴责，而不可能实际干预。对于蒋介石及国民政府的求援，美国置若罔闻。甚至当1937年12月12日，侵华日军制造一起极端挑衅性的事件：故意在南京江面击沉美国“帕内号”，导致美方七十多人死亡，美国仍表现出惊人的忍耐力，平静处之，一如既往地对日本提供贷款和出售战略物资。

　　美国如是，苏联更无道义可言。苏联最大的噩梦，是遭受德日两国夹击。那么如何化解来自东方即来自日本的压力呢？苏联的主要对策，便是挑动中日冲突，并使中日冲突升级为全面战争，让日本这股祸水在中国泛滥，以牺牲中国为代价挽救苏联。炸死张作霖的柳条沟事件现在被证实为苏联间谍所为，张作霖并非死于日军之手而是死于苏联间谍之手，从这个逻辑来看是完全合理的。中日战争之全面爆发，在苏联当然是如愿以偿。为了让中国能够拖住日本，苏联向中国提供了援助，但这种援助是有限度的，那就是这种援助必须以不得罪日本为前提，必须以不把苏联卷入中日战争为前提。所以，无论国民政府如何再三恳求，苏联坚决拒绝对日出兵。在有限度地援助中国的同时，苏联暗中与日本一直勾勾搭搭，直至于1941年4月13日签订《苏日中立条约》。该条约共四个条款，其第二条规定：“倘缔约国之一方成为一个或数个第三国敌对行动之对象时，则缔约国之他方，在冲突期间，即应始终遵守中立。”这显然是对日本侵华的默许和纵容。苏日《共同宣言》更声称：“苏联誓当尊重'满洲国'之领土完整与神圣不可侵犯性；日本誓当尊重蒙古人民共和国之领土完整与神圣不可侵犯性。”以中国的神圣领土为相互馈赠的供品，苏联实现了确保东线安全的初衷；并从此断绝了对中国抗战的援助。这对正处于抗战以来最艰苦岁月的中国人民来说，无疑是令人寒心的叛卖之举。

　　美苏如此，其他重要国家也不仗义。当中华民族面临生死之劫，国际社会却保持着可耻的沉默。中国不得不在恐怖的孤独中迎战强敌，外交上一个失败接着一个失败，一个危局接着一个危局，欺骗连着欺骗，叛卖连着叛卖。但中国并没有因此而停止抗日战争，再败再战，百折不回，艰苦卓绝，最终实现了以空间换时间的战略目标，日本这头卤莽的野牛最终如中国期望的那样撞上了美国的脑门，迫使美国拔剑自卫，日本从此陷于国际反法西斯战争的泥潭而不能自拔。中国终于告别孤军奋战，最终以弱克强，与盟国携手迎来了反法西斯战争的辉煌胜利。

　　一个国家应该始终将实际的国家利益置于意识形态的大词之上，应该始终由务实的专业的政治家而不是由意识形态化的专家来治理，外交上尤其如此。这是我从陈着得出的第二个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