忍辱负重为抗战：让周恩来感动的抗日名将张甲洲

　　不久，“圣旨”到了上海，又从上海到了哈尔滨。上海临时中央派魏抱一传达指示，在满洲省委扩大会议上，省委书记罗登贤被撤职，李实代理省委书记。

　　江北独立师解散后，张甲洲、赵尚志、吴福海等人前往哈尔滨向省委汇报工作。

　　“啊？你们只剩70多人了，你、你、你们犯了右倾路线错误，必须作出深刻检查！”省委领导板脸教训。

　　张甲洲接过话茬：“究竟谁犯了路线错误还难说。”

　　“什么？难道你敢怀疑王明、康生同志，他们都是百分之百正确的布尔什维克。你反对王、康就是反对斯大林，就是反党！”

　　“少扣大帽子，明确告诉你，我不服，不检讨！”赵尚志没有丝毫认错的意思。三天后，莫斯科派来的省委书记魏抱一宣布了决定：“开除张甲洲、赵尚志党籍！”

　　对于江北独立师的失败，张甲洲深知省委不会从执行路线正确与否上考虑，所以他不申诉，省委也不让他申诉。

　　对于这件事，独立师第二政委吴福海在建国后这样说：“当时，省委书记找我谈，宣布开除张甲洲、赵尚志党籍；我被留党察看3个月。因为我去时间不长，解散那天我不在游击队。”

　　错误的处分，没有泯灭张甲洲、赵尚志两位战将的报国之心。巴彦游击队从成立到解体，只存活8个月零2天，就成了王明左倾路线的牺牲品。建国后，冯仲云说：“巴彦游击队的失败，主要由满洲省委巡视员吴福海负责，他在那批判了‘北方特殊论’，要在东北搞苏维埃和红军。这个口号是‘左’倾的，‘北方会议’是教条主义，不看客观形势。当时反日是主要的任务，但却没提反日口号，反而提出土地革命和苏维埃、红军的口号。这个口号在东北当时的情况下，是不对的，行不通的。”

　　1933年1月26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在莫斯科写给满洲省委的指示信中，才提出“抗日统一战线”的口号。张甲洲原先搞的反日大同盟就是抗日统一战线，不过那时没有这个词，张甲洲实则是统一战线政策的创立者和积极实践者。

　　张甲洲党组织关系一直在北平，当时开除他的党籍只是口头宣布，因此没有实际效果。此后他仍然以中共党员身份进行革命工作。

　　为抗日忍辱负重

　　1933年7月，张甲洲根据冯仲云的安排，化名张进思，只身一人乘船东去，到下江富锦中学任教员，暗中开辟敌后工作。

　　富锦中学是三江地区唯一的中等学校。校长是日本翻译，只挂名不管事，全由教导主任张甲洲管理，他总揽了富锦中学的大权后，便以庆幸久旅店为据点，通过交通员霍德舒和抗联独立师联系。半年后，张甲洲晋升为校长。1934年5月，他和刘向书结为革命伴侣后，成了富锦的合法居民，从此满洲省委派来的人，都找他接头，并由他安排工作。

　　他目光远大，自当上校长之日，就努力提高学生们的军事素养，以适应将来抗日斗争的需要。他在中小学成立了童子军，每班挑选12人进行军事训练。他富有鼓动天才，他讲清廷腐败，学生人人切齿；他讲八国联军进北京，火烧圆明园，学生个个愤怒；他讲“五四”和“一二·九”运动，同学们紧握双拳跃跃欲试。他经常对学生们说：“同学们如能继续求学，应到北京去。北京学生历来闹学潮，都是在最前列，北京学生爱国，大家也应当爱国；北京学生反封建，大家也要反封建。”

　　1935年暑期，他去北平找地下党请示工作。回来时，带回《阿q正传》、《寄小读者》、《觉悟》、《新潮》、《语丝》、《新青年》等进步书刊，这些书刊不但使学生受到了革命思想的熏陶，而且有力抵制了日寇的奴化教育。

　　在富锦卧底期间，他非常讲究斗争艺术和麻痹艺术。为打进日寇的心脏，他连续3个月起早贪黑地学日语，拿到了二等翻译证书，得到了县公署日本参事官横山安启的赏识，成了“好朋友”。后来，他利用这个“朋友”关系，以建校舍之名，叫横山安启批了一批经费，修建了两栋能容纳16个班级的二层楼房作为中学校舍。他对学生们说：“日本人待不长，盖了房子他拿不走。”

　　他的麻痹艺术也很高超，骗得日本人团团转。见日军进行射击演习，他马上捂起耳朵，假装怕枪响。4月4日是日本人的爱马日，横山安启叫他参加，他假装不会骑，从马这边上去后就故意从马那边掉下来。日本人说：“念书人的完蛋，骑马的不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