忍辱负重为抗战：让周恩来感动的抗日名将张甲洲

　　不久，经党组织营救，张甲洲重获自由。党组织觉得他学理科不适宜革命工作，建议他转考清华大学政治系。1930年下学期，张甲洲以第二名的成绩考入该系，在清华校园，这位身材高大、体格健壮、性格豪爽而又待人热情的东北青年像一团火，用勤奋和热诚感动着身边的同学，将党交付的工作干得有声有色。他被选为学生会和班级干部，并任学生会教育科长和班级委员会主席。为唤起民众的爱国热情，提高其文化水平，他以清华大学学生会教育科的名义，创办了一所民校，招收40多名学员，学员有学校工友、教员家属、保姆、人力车夫等。胡乔木（当时叫胡鼎新）、于天放、陶赢孙等为教员，轮流上课，主讲文化知识、革命故事和苏俄情况，并出版有半月刊的《民众教育》杂志，除发给学员外，还发行到河北各县的民众教育馆和民众学校，以唤起河北民众的爱国觉悟。

　　1930年9月，中共北平市委决定恢复西郊区委，张甲洲被任命为区委书记，胡乔木被任命为团委书记，统管燕京大学、清华大学、新农业学校等高校的党团工作。为扩大党的影响，他在清华大学创办了朝曦社，出版了《北方青年》，并亲任《言论栏》主编。一次他独具匠心地编发了胡乔木撰写的《中国赤祸问题》一文，从题目上看似贬义，称革命为赤祸，内容则介绍了中共苏维埃区域扩大的情况，巧妙宣传了革命。因工作关系，他和胡乔木经常在一起活动，形影不离，像大哥哥领着小弟弟一样亲密无间，清华大学学生们说：“清华俩秀才，张甲洲善说，胡乔木善写。”

　　在清华大学，张甲洲不但担任党组织和学生组织的职务，还任巴彦旅北平学生同乡会会长之职。

　　高希文是师大学生，家住巴彦山后黑瞎店。他在放暑假前一个月，接到家信，信里讲巴彦县长翟兴凡贪赃枉法、欺压百姓的劣迹。张甲洲最恨贪官污吏，他派法学院李时雨和邵桂辛为代表，去天津、哈尔滨、齐齐哈尔联络巴彦籍同学，计划在暑假期间，一起回巴彦驱逐贪官翟兴凡。在巴彦中学，他分配邵桂辛、邵桂五、刘极天等各带同学到农村调查，搜集翟兴凡的罪证，很快就把状子送到了省政府。

　　当时黑龙江省长叫万福麟，土匪出身，很怕学生闹事，接到诉状后，立派省政府参事陈万凯办理此案。陈到巴彦调查时，穷苦百姓纷纷申诉冤屈，许多人出具了证言。翟兴凡也不示弱，将李时雨的哥哥李宸芳抓进兴隆镇警察分局，硬说他抗拒官差。张甲洲闻讯后，便带领同学到县衙质问翟兴凡，警告其如挟嫌报复就罪加一等。翟兴凡害怕了，立即将李宸芳放了出来。经查实翟兴凡罪恶累累。最终翟的县长之职被撤。

　　张甲洲领导的驱翟斗争不仅大获全胜，而且开创了黑龙江民运先例。

　　为革命辗转南北

　　1930年10月，张甲洲调任北平市委宣传部长兼西郊区委书记。12月，市委书记刘锡五被捕，张甲洲代理北平市委书记。由于他过多地参加社会活动，引起特务的注意，认为他是北平市委的“大鱼”，伺机逮捕他。

　　一天晚上，他在民校上课，胡乔木和陶赢孙在外放哨，8点多钟时，来了两个身份不明的陌生人，说找“张申江”。原来特务们把抓人名单上的“张甲洲”误看成“张申江”。胡乔木机警地说：“二位请等一下，我去叫一声。”其实是去送信。胡乔木出来对特务说：“我们这里没有叫张申江的学员，你们找错地方啦！”张甲洲得信后，在学员掩护下，翻越学校高墙，潜伏在北大德文教授杨丙辰家。夜深人静时分，他骑着杨教授的自行车，跑到阜城门外罗道庄农学院，在巴彦籍同学贾玉麟的宿舍住了一宿。次日，由北平火车站潜往上海。他要到上海劳动大学找“姥姥”接头，劳大是党中央驻地，“姥姥”是中央宣传部长洛甫的组织代号。

　　张甲洲到上海后，住进劳大附近的立达学园。一天早上，军警突然包围了劳大，在门口架起机枪后就冲进校园疯狂捕人，并把暑假留校学生押上了汽车，拉到闸北青云路予以驱散。

　　通过中央特科人员牵线，张甲洲顺利见到了洛甫（即张闻天）。张是江苏省南汇县人，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时，取俄文名字“伊思美洛夫”，从此即用译音“洛甫”为笔名。张甲洲敬仰张闻天是党内资深理论家，张闻天赞叹张甲洲是学生运动的急先锋，俩人彻夜长谈未有丝毫倦意。黎明时分，张闻天说：“甲洲同志，上海的革命形势十分严峻，这个你也看到了。你在北平工作时间长，知名度高，如在上海工作，我想会很快暴露身份。根据革命需要，我考虑再三，觉得让你去做特工比较合适，你意如何？”张甲洲直爽地说：“我做过学生工作和组织工作，对特工可是一窍不通啊。”张闻天笑着说：“我们都是马列主义唯物论者，你可以学中干、干中学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