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州市中原区人民法院法官到被害人家中了解情况 。
郑州市中原区人民法院法官指导被害人亲属填写救助申请。
长期在河南省郑州市务工的农民王兵（化名）是一家人的顶梁柱。
正值中年的他，上有近七十岁均患偏瘫的父母，下有四个孩子，最小的才十岁。他的突然去世，不仅使一家人在感情上难以接受，生活上也陷入了从未有过的困境。
王兵是一起非法行医案的被害人。
“人没了，赔偿金也没到位。”面对无力支付赔偿金的被告人，王兵的家属欲哭无泪。
5月23日，就在他们一家人感到走投无路时，郑州市中原区人民法院的法官驱车数百公里来到他们家中，送来了5000元的司法救助金。
这笔救助金来自中原区委、区政府专门拨款100万元设立的刑事案件被害人救助基金。
王兵的家人可能不会想到，中原区尝试政府“买单”救助特困刑事被害人的行为，正在慢慢融化像他们这样的特困刑事被害人家庭的救助坚冰。
政府注入的刑事被害人救助基金，该向哪些刑事被害人发放？是对刑事被害人全方位的救助，还是仅限于满足他们基本生活需要？要用哪些监督以保证其公正？……中原区建立的这一制度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
现状：救助不能仅凭法官情感
2007年4月8日早上，王兵突然感到胃痛，就到租住处附近的一个小诊所就诊，无医生执业资格的朱广旭让其口服两片药后，又为其进行静脉滴注。注射约十分钟后，王兵即出现脸色发青、呼吸不畅的症状，后经120抵达现场抢救无效死亡。
案发后，同样是外来务工人员的朱广旭私开诊所仅有8个月。其因涉嫌非法行医罪被检察机关提起公诉后，办案法官翟红斌发现，朱广旭没有经济实力赔偿被害人家属，而被害人一家陷入了生活困境。
“我去被害人家里去调查时，发现他们一家人老的老，小的小，全靠王兵撑着。王兵不在了，一家人不停地对我重复着‘家里塌了天’这句话。那一刻，我落泪了。”翟红斌说，“过去，碰到这种情况，都是我们自己掏个二、三百的进行救助，全靠办案人员的同情心。”
翟红斌介绍说，法院在依法追究朱广旭刑事责任的同时，依法作出赔偿被害人亲属23万余元的刑事附带民事判决。
鉴于当事双方的经济状况，翟红斌根据《郑州市中原区人民法
院刑事案件被害人生活特别困难救助办法》，建议启动刑事案件被害人救助程序。
与以往不同的是，启动刑事案件被害人救助程序有政府财政资金做后盾。
“很多被害人已陷入人财两空的艰难境地了，但他们中绝大部分是无法从被告人手中得到赔偿的，被害人及其亲属手中只有一纸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书！”中原区人民法院院长徐薇是政府“买单”救助特困刑事被害人的倡议者，做了21年刑事法官的她，对刑事被害人的困境了如指掌。“从实践看，建立刑事被害人国家救助制度，最重要的就是要解决救助基金的来源问题。”
“被告人民事赔偿能力低是一个客观事实。在我们辖区，刑事案件的被告人多为外来流动人口，无稳定职业、无固定收入、经济状况较差，一般很少有可供执行的财产。我们接待过很多来求助的被害人家属，他们连最基本的生活都难以保证。而被告人在服刑，没有收入来源，根本无力承担巨额的赔偿，也无能为力啊！”徐薇院长曾做过调查，在刑事附带民事判决赔偿案件中，大约有90%以上的被害人是无法从被告人方得到赔偿的。
“过去，虽然我们还没有建立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但类似的个案救济其实一直在做。事实上，制约刑事被害人救助的瓶颈问题就是资金问题，仅靠法院一家是很难解决这个问题，但是解决身陷困境、生活极度困难的刑事案件被害人的救助问题，又迫在眉睫。在和谐社会构建中，政府应该用财政资金来保证这项制度的实施。”徐薇院长的倡议得到了中原区委、区政府的重视。
规定：最高救助额为一万元
“刑事案件被害人救助基金制度是针对被告人被判处刑罚，因被害人直接经济损失得不到被告人的经济赔偿，生活陷入困境时由政府给予一定数额金钱救济的制度。相当多的刑事案件被害人因得不到加害人的赔偿而身陷困境，承担着物质和精神的双重损失和痛苦，作为政府，有责任、有义务破解在建立这项制度中遇到的难题。实践中，实行刑事案件被害人救助制度对于息诉罢访、解决被害人困难、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等有着很强的现实意义。”中原区委、区政府决定拨出专款100万元，设立刑事案件被害人救助基金，中原区人民政府区长张曼如对此鼎力支持。
“救助的最高限额为1万元。”徐薇对记者说，2008年初，《郑州市中原区人民法院刑事案件被害人生活特别困难救助办法》顺利出台，对刑事案件被害人救助基金的救助对象、范围、金额等均作了明确规定。
按照规定，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刑事案件被害人，可以申请救助：被害人被致伤、致残急需救治，本人和家庭无力支付紧急医疗费用或者巨额医疗费用，且被告人无力赔偿的；被害人死亡或者严重残疾，依靠其生活的被扶养人没有生活来源和保障，且被告人无力赔偿的；被害人因犯罪行为遭受巨大物质损失，本人和家庭生活极端困难，且被告人无力赔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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