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名之“永嘉”，乃温州府治所在，诗从“海上头”起笔，一笔收回，收到山海之间的永嘉，向我们展开了一个充满诗意而又带有消费主义文化品位的“小杭州”。
“水如棋局分街陌”，可见那时的永嘉，分明是个水城，岂止小杭州，简直就是东方威尼斯，但城市不像威尼斯那样建筑在水面之上，而是依山而建，临水而居，坐落在瓯江和楠溪江流域的山林水网之中，所以，“山似屏帏绕画楼”，比威尼斯更诗意的栖居。
人在其中呢?“是处有花迎我笑，何时无月逐人游”，虽然同《清明上河图》一样，都表现出消费主义的文化品位，但没有熙熙攘攘，不会在消费文化里迷失自我，所以有花儿“迎我笑”。可是，光有自我意识还不够，还要有人本主义，因此，月要“逐人游”，月印万川，难免寂寞，何如月照万民，与民同乐?诗中“西湖”，不在杭州，而在温州。
信用社会一瞥
还有一首南宋人写永嘉的诗，《汪守三以诗来次韵酬之》云：
江城如在水晶宫，
百粤三吴一苇通。
桑女不论裘粹白，
橘奴堪当粟陈红。
弦歌满市衣冠盛，
薺讼无人刀笔穷。
多荷弱翁今少霁，
更能携客谢岩东。
作者陈傅良，原是永嘉人，因其创立永嘉学派，被人称为“永嘉先生”。永嘉先生写永嘉，总该写出永嘉的本色来吧?果不其然，他写出了永嘉的另一面——精神胜利的一面。诗云“江城”，即指楠溪江流域之永嘉，其“水流缥碧，千丈见底”，当得起“水晶宫”三字。由楠溪江顺流而下，出海去，连结海岸线，就“百粤三吴一苇通”了。
郭公山下，今日休闲去处，当年可是一片规模宏大的造船工业基地。还在北宋时期，温州一年要造600多艘大船，更早，有三国时期东吴，在那时永宁县，也就是后来的永嘉，建立过官营的大型造船工场。而江心屿，从来就是航标岛，其东、西两塔，华灯高照，为海船出入导航。此外，它还是避风港，为避风浪，船泊于此，举行祭风仪式，祈求风平浪静，然后，“大船数百艘，乘风挂帆，蔽大洋而下”，去开辟宋瓷之路。
永嘉物产，有瓷器和漆器，诗里都没提，提了“桑女不论裘粹白，橘奴堪当粟陈红”。为什么要提“桑女”和“橘奴”呢?乃写诗需要，“桑女”对“橘奴”岂非绝偶?这两句，言及永嘉物产，还表达了永嘉学派的主张，“裘粹白”，类似“存天理”。而“粟陈红”，则相当于人欲泛滥。人欲泛滥起来，不可怕，怕的是像封闭在粮仓里的陈米一样腐烂，所以，不是“灭人欲”，而是反腐败成为首要问题。在市场经济的环境里，反腐败，也要有文化。
“弦歌满市衣冠盛”，儒风吹拂市场，永嘉变成“小邹鲁”了。“小邹鲁”之于耕读文化不难，其于市场环境才难，除了“文化搭台，经济唱戏”，更要移风易俗正人心。
“缿讼无人刀笔穷”，“缿”为罐子，有两用，一为储钱用，一为收集告密信用。在货币经济里成长起来的永嘉人，不会把钱塞到罐子里，他们懂得货币的流通价值;人在“小邹鲁”，不会去告密，自然也就没人去打官司了，他们懂得人与人之间要讲仁义。“刀笔”，专指那些以打官司为职业的人，或为衙门小吏，或为民间讼棍，总之，就是那些“吃了原告吃被告”的人。在市场经济的环境里，容易产生这样的人，这样的人多了，就会破坏市场经济的基础——信用社会，如果说市场经济使永嘉变成了“小杭州”，那么信用社会则造就了“小邹鲁”。
好的市场环境以信用社会立基，方能持续。市场环境好，人们自会来做生意，可如果还有我们称之为“礼义之邦”的信用社会，那就不光来做生意，还会来定居，举家迁徙，安身立命矣。安身，不妨安于生意，而立命，就要立于忠义，信用社会以忠义为根柢。
“多荷弱翁今少霁”，西汉魏相字“弱翁”，因倡导忠义被朝廷采纳而闻名。南宋高宗时，亦以表彰忠义安顿忠臣之后而推举颜真卿之裔。其时，颜氏子弟多有移居永嘉者，繁衍生息，且欣欣向荣，故朝廷于永嘉设忠义堂，立颜公像，这便是“霁”——如雨后彩虹，那乱世里忠义的天光。在忠义的光芒照耀下，“更能携客谢岩东”。“客”为移民，从中原来，“谢”为古邑，出自《诗·大雅》“于邑于谢，南国是式”，客人来居，立邑于“岩东”，活在信用社会里。
两首诗，或写“小杭州”——消费文化城市，或写“小邹鲁”——耕读文化社会，它们展示了宋城文明的格调，优雅如宋瓷，天青海绿，放之四海，异口同声：美!瓷虽美，却易碎，宋城文明亦如瓷。后来，陈傅良的学生叶适就在温州西湖长桥边定居，当他在《朱娘曲》里吟出“由来世事随空花，成家不了反破家”时，他是否还记得那里曾有过“西湖宴赏争标日，多少珠帘不下钩”的美好时光?当叶适作“破家”吟时，他的“大忧”——钱荒终于来了。
陶希圣曾发表《中国社会形式发展过程的新估定》，提出中国自宋代已进入“先资本主义社会”，中国社会史论战于是年进入高潮。
